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我们党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党的建设实践中，提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等一系列党建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从一大到六大，党的建设逐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意识到加强自身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建设一个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1920年2月，毛泽东在《致陶毅信》中就指出，要完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之大业，就必须“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
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在讨论党的性质、最终奋斗目标以及党的现阶段斗争目标和策略等问题的同时，对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也进行了讨论甚至是激烈争论，包括党的奋斗目标、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共产党与别党的关系问题、党员能否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问题、党的组织纪律问题、地方组织建设问题、发展新党员的手续等，这些问题都写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党建文献。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入党程序、党组织的设置、党的会议制度、党的纪律等作出严格规定，对于健全党内生活、促进党组织的发展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严格了党员入党手续，增加了党员候补期的规定，首次提出党员可以自愿退党，同时，对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成立条件和委员人数作了修改。会议还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第一次规定了党的基层单位为支部。会议还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强调“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1927年4月中共五大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把“党的建设”单列一章，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
从井冈山到古田会议，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生动实践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看到加强党的建设的紧迫性，领导开展了三湾改编、水口建党等党的建设活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1929年底，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古田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对于红四军和其他红军部队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古田会议后，红军队伍和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红军在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作斗争中迅速成长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1930年底，中共中央制定《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1931年11月，赣南会议通过《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2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编印《新党员训练大纲》，对党的主张、组织、纪律、任务等都作了说明，以此加强对农民出身党员的思想教育。1932年春，中共苏区中央局开办中央党校。1933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局专门就党内教育计划问题致信各级党支部，要求通过举办各类短期训练班来培训党员干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全面讨论政治路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党的建设也有了新的发展。
从全面抗战前夕到全面抗战初期，党的建设展现新局面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同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和“唯成分论”的新要求。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担负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强调“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1937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来自苏区、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的党员代表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作会议总结时，强调要加强对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要重视干部问题，“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后，党的队伍和革命团体内部出现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等错误倾向。为了批判这些错误思想，1937年9月，毛泽东发表《反对自由主义》，分析了自由主义的危害、来源、思想方法和性质，提出要将反对自由主义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任务。
1937年8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强调党对抗战的领导责任和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不仅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而且为党的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党的力量远不能满足各方面工作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针对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形势任务，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随着决议精神的贯彻执行，党组织和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1938年底，全国的中共党员人数从全面抗战爆发时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许多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区建立了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举行，这次会议是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开会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中央委员5人，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的负责人38人。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等文件。作为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代表性著作，《论新阶段》政治报告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围绕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问题，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问题，对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干部政策、党的纪律、党的民主、加强学习和团结等作了全面阐述。《论新阶段》全文发表在1938年11月25日《解放》周刊上，成为全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指引，延安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同时，加大了对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审查的力度。
从《〈共产党人〉发刊词》到《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来推进
1939年10月，党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正式创刊，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件法宝，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毛泽东强调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将这一任务称为“伟大的工程”。
《〈共产党人〉发刊词》对18年来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阐明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同中国共产党建设实际相结合。毛泽东立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形势，对党的建设作出战略性判断，指出“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毛泽东认为，从党的领导骨干、党员的某些成分、党的总路线和革命工作上看，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毛泽东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科学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更好地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带来的众多挑战和更好地解决党的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指明了正确方向，从而“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
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事变后的局势与对策。毛泽东指出，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向去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中央提出，“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的问题。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了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了克服这些错误倾向所应采取的措施和办法。1941年下半年，任弼时撰写《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指出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的党生存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各阶级、各阶层的复杂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党员”。此后，增强党性锻炼成为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写进报告。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用铁的纪律管党治党，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纯洁、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战斗力。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一次把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并提。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并提。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四个伟大”的辩证关系，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八项任务，号召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是我们党首次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引领下，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