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侯义凤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基本单元。我市通过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努力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进一步深化拓展了新时代的“莱西经验”。
重塑治理体系
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
我市现有村庄861个，但200户以下的几乎占一半，空心村、经济薄弱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村整治难以及村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少、公共服务不到位等问题突出，成为严重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
整合资源是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2019年以来，我市以现有农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依托，通过建制村规模优化调整，探索推行“多村一社区”体制改革，将“小村”变成了“大社区”。这样一来，全市861个行政村，撤消了832个，行政村数量减少到142个。组织架构、工作机制得以优化，社区开始成为农村社会治理服务的基本单元，农村资源也通过村庄建制调整实现了优化。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多村一社区”体制形成后，实现了从更多人、更大范围中选拔干部。“选出干部”向“选好干部”的转变，能够更好地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较短时间内就能使村庄有明显变化。
原先是前垛埠村党支部书记的嵇境明，随着全市优化村庄建制工作的开展，如今已成为5个支部优化成立的垛埠社区党委副书记。曾经，嵇境明带领村庄培育起了果蔬种植、商贸流通等产业，将村庄由贫困村带成了致富村。如今，他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他摸清了四个村庄的基础情况，正在将这些村庄与前垛埠村的产业资源进行匹配推介，为村庄注入了发展“新动能”。
与社区治理体系相匹配的，是管理权限在镇街的下放。在宝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河头店镇东曹家村村民姜洪广为刚出生不久的孙子缴纳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姜洪广感受到的办事便利，得益于我市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依托农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我市以党建统领区域内产业融合、治理融合、服务融合，整合优化社区公共服务和行政审批事项，社区服务由“一站式”到“一门式”再到“一窗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准化、标准化公共服务，真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夯实了基层党组织建设。
发挥自治功能
农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
“咱村现在提倡孝道，但每位老人400元生活费太少了。”“现在咱村民种植葡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是应该提一提了。”“低保户一年也能拿到三四千块钱，咱‘孝道村’不能对老人的赡养连低保户也到不了。”……村里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村民在参与中真正成为村子的主人，今年9月，在日庄镇沟东新村村规民约的制定中，老干部、乡贤、村民代表挨个发言，对子女赡养费展开了激烈讨论，中间有插话、有打断、有观点碰撞。大家的意见与建议都被详细记录了下来，最终提交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后，“子女每年负担老人的生活费提高到3000元”被列入新的村规民约。
村庄建制优化调整后，我市在全市农村范围内开展了村规民约集中修订活动。“猪狗羊、要圈养、土粪草、堆整齐”“主动参加科技培训，学好技术，维护葡萄品质好名声”……各个村庄都因地制宜修订完善村民共同遵守的公共行为规范和共同倡导的文明风尚，不少陋习渐渐得到修正，村里的风气焕然一新。
为加快建立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社区协商格局，我市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多村一社区”的新特点，重新梳理并强化，搭建“三会一约”自治平台：村庄协商议事会由村“两委”围绕村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事务管理和服务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确定议题，开展协商议事活动;道德评议会上乡贤、道德模范们对陈规陋习和不文明、不道德行为进行评议，狠刹不良风气;红白理事会主持办理红白事，对相关待客标准、服务项目、消费支出等做出原则性要求。同时，新的具体管用、具有引导力约束力和可操作性的村规民约，年底前将实现“一村一约”全覆盖。
“以前政府总是替老百姓做主，虽然做了很多事，但老百姓往往不满意。”马连庄镇组织委员魏居东深有体会，社区居民之间常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产生纠纷，这些问题政府“不好管”，但如果听之任之容易导致矛盾升级。而社区协商议事会解决了这个“痛点”。
退休居民需要娱乐，上班族需要休息，跳广场舞扰民问题矛盾双方互不相让，居民一波接一波到社区投诉——这是协商议事会成立后协商调处的第一个问题。在协商议事会上，舞蹈队成员和上班族代表充分发表意见，邀请老党员、老干部进行点评协调。经过三次商议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在小区广场跳舞控制音量，社区为想跳欢快舞蹈的居民提供一块新场地，矛盾得到圆满解决。现在，村庄的公共事务如环境整治、外立面改造、建休闲小广场等等，都由村民商议后实施，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
随着“三会一约”自治平台的搭建，我市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引导村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实现农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村里的事村民商量着办，求出了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画出了和谐的“最大同心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