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几次到陕北，登高望远，黄土高原雄浑苍茫，群山环绕，充满神奇。这块厚重的黄土地，曾经以博大的胸怀接纳过转战了大半个中国的工农红军队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演绎红色革命传奇的大舞台；三十多年后，这里同样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两万六千名少小离家的北京知青，成为这批中学生接受青春洗礼的地方。梁家河的知青告诉我，陕北人民勤劳善良，厚道质朴，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不会说高深的道理，但他们从心底里感到这些远离父母的北京知青不容易，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真情关照、呵护北京知青，手把手地教他们种地、拾柴、做饭，帮助他们度过插队初期的生活、劳动等关口，知青们从中感受到了陕北人民的温暖。这么多年过去了，北京知青说起延安，普遍认为延安人民可亲可爱，他们与延安人民结下的不解之情永远值得怀念。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是作为“黑帮子弟”到陕北插队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父母政治状况等因素给一些知青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但陕北的父老乡亲评价知青，更注重知青本人在插队时的表现和作为。正因为这样，他当年才能入党，才能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才能被推荐上大学。总书记在谈起这些往事时充满感情地说：延安人民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淳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当年，我人走了，但是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四是，插队七年他利用农村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坚持读书学习，积淀了丰厚的知识文化理论素养。当年上山下乡的“老三届”知青，高中生的比例只占很少一部分，大多数是初中生，其中1967届、1968届初中生因为“文革”中断了学业，未能受到完整的初中阶段教育。用现在的标准看，把我们这样的初中生称为“知识青年”，我们是不够格的。当年知青这种教育和文化知识上的缺失，在当时那样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年代并不凸显，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这越来越成为知青们的一块“硬伤”。正因为如此，“老三届”知青离开农村返城工作后，从事高科技、高级经贸活动的人员比例极小，大多数人从事的是普通的熟练劳动。
到农村插队，客观上为知青提供了读书自学的环境。那个年代，插队知青生活虽然清苦，但同兵团知青相比，政治上比较宽松，行动上比较自由，参加劳动多少、回家探亲的次数和探亲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知青本人。客观地说，那时插队知青读书学习的时间还是充裕的。特别是秋收秋种以后到来年春耕前这一段“冬闲”时间，农活较少，有比较完整的时间可以用来读书学习。但那时是“文革”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甚嚣尘上。受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加上今后前途和出路虚无渺茫等原因，而且年龄大一些的知青还面临婚恋等现实问题，因此不少知青基本放弃了读书学习。当然，还是有相当一些知青信奉“开卷有益”的古训，把读书学习作为丰富插队生活、充实精神世界、提高自身素养的方式和途径，找各种书籍，利用晚上和农闲时间阅读学习。我在农村两年多，比较感兴趣、也读得比较多的是历史和政治类书籍，包括一些中外历史人物和政治人物的传记，还有一些国内外文学名著。像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黎澍撰写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胡绳撰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及反映德国纳粹历史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等，就是在插队时读的。恢复高考后，我报考了大学文科，文史、地理和政治基本没花多少工夫都考出了高分，最后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