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队期间有两件事至今印象深刻。一件是下乡半年左右即1969年6月，正是“双抢”季节，队里的知青同农民一起既要抢收小麦等夏粮，又要进行插秧等秋粮的种植，累得都有些吃不消了。记得我第一次到村外四五里远的麦地担麦捆，那时我身高只有1.6米多一点，体重才80多斤，肩膀上没什么肉，那种两头尖、中间方的“尖担”把肩膀压磨得又红又肿，中途又不能歇息，我硬是咬着牙一趟一趟地坚持了下来。另一件事是往国家粮库送缴村里的公粮。我双手从背后托着装了近200斤稻谷的麻袋，沿着一条宽约50公分、厚约10公分的木板，一步一步向10米左右高的粮仓挪步，随着木板上下有些晃动，我的双腿不时地打闪、发软，随时都有摔下木板的可能。像缴公粮这样的重活，“双抢”这样的苦活，还有像在水利建设工地、铁路建设工地抡铁锤打炮眼和点雷管爆破这样的险活，插队期间干过不少。
由此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北插队，他受过的那些苦、遇到的那些困难，根本不是我们那里的知青能比的。总书记当年从首都北京来到陕北，生活环境等各方面的巨大反差，比我们这些在当地插队的知青要大得多。陕北把干农活称为“受苦”，把农民叫作“受苦人”，可见农民、农村生存之艰难。明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都出生在陕北，都是陕北人。他们为什么率众造反？最根本的还不是因为这里太苦、太穷，穷则思变，穷则揭竿而起嘛！知青插队那个时候，也正是因为陕北自然环境严酷、劳动生活艰苦，有的北京知青刚来不久就被吓走了。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当时有的北京女知青实在受不了陕北高强度的劳动，就嫁给了当地农民，这样可以少干一些强度大的农活。
习近平总书记多年后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回忆：离开京城到陕北，最初感到很孤独，而且年龄又小，因此没有长期待下去的观念，别的知青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后来受到姨姨、姨夫的教育，很快融入了陕北农村新的环境，自觉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几年中闯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成了村里的壮劳力和种地的好把式。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和农民告诉我们，插队那些年，近平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险活都干过，而且都抢着干，从来“不撒尖”，意思是不偷懒。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