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粮食产量很低，麦子长得很稀，一亩地最多也就收百十来斤麦子。夏收时在塬上割了麦子，用麦秆捆好之后，我们用那种两头尖的扁担，扎起来一捆麦子，把它举起来，再扎起离它最近的另一捆，担着两捆麦子，往往要走六七里甚至十里路，而且中途不能把麦捆放下来歇息，因为一放到地上，麦粒就会脱落。所以必须一口气担回到川里面的打麦场上，然后再继续上山担麦子。
很多劳动技能，有的知青同学怎么也学不会，因为他们有抵触心理，对这些毫无兴趣。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把活干好，而且要干得潇洒漂亮，从中找到乐趣。
采访组：您提到，习近平曾对常振明说：“你们那个孔丹，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您能讲讲这件事的由来吗？
孔丹：那时我是中信的董事长，常振明是总经理。有一次，他去上海见到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他回来告诉我：“我见到习书记了，习书记对我说，‘你们那个孔丹，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
我和习近平当年在陕北没见过面，但互相都有耳闻。这一则因为我们当时在知青里都是有名的“黑帮子弟”，或许也都小有名气吧。二则因为我们的父辈是相互熟悉了解的。2009年，习近平到河南洛阳调研时，视察了他父亲习仲勋落难时下放劳动过的洛阳矿山机械厂，这个工厂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中信的重机公司，所以我前往接待。一见面，他就对周围同志说，孔丹的母亲和我父亲在国务院是同事。我赶忙应答，哪里是同事，习仲勋同志是副总理兼秘书长，我母亲只是副秘书长，是下级。他笑言，那也是同事啊。
插队期间，劳动是艰苦的，生活是艰难的，好在政治上还是平稳的，书还是可以读的，读书的时间也是有的。傍晚下工后，吃完了饭，剩下就是自己安排了。特别是冬天除了一些水利工程类的活儿，基本上没有太多地里的活儿了，如果不回北京，就有时间好好看点书了。我后来了解到，习近平当年读的书很多，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学类书籍。我读的书很杂，但凡能找到的书都读，大多是从北京带来的书。因为中学的全部课程我在四中时已经学完了，就找来大学的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教材学习，这些都是大学理工科一二年级的公共课教材。（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