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孔丹，1947年生，北京四中学生。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1969年2月，到陕北延长县插队，距离习近平插队的延川县58公里。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5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孔总，您好！1969年2月，您从北京到陕西省延长县插队，在那里一待就是四年。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和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情况。
孔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场政治运动，是那个年代无法回避和逆转的社会潮流。当年每一个知青虽然个人具体情况不同，但都有着共同的际遇，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上山下乡这段经历对我们那一代知青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对此有深刻感触和清晰认识，是在2010年退出现职的时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我的一次谈话。那年的12月24日，我应约到习副主席的办公室谈话，在谈到我的工作和退出一线岗位时他说：“孔丹同志，你从事工作四十余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光大工作多年，卓有成效。”他的这个概括让我非常感动。他对我的情况了解得如此细致，他所说的“四十余年”，是从我1969年去插队时算起的。我感动的是他对我插队经历的认可和这些年工作的肯定。
为什么会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全国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这三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总数达1000余万人。其中城镇学生400万人，他们待在城里无所事事，上山下乡成为解决他们就业问题的一个应急措施。毛泽东看到整个中国的混乱情况，也看到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老人家于1968年12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很快出现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热潮。习近平当年15岁，是老初一学生；我21岁，是老高三学生。在我们应该读书学习的年龄，就在国家这样一个部署下一起到了农村。
当年，约有2.6万多北京知青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从1969年1月7日开始，每隔一天就有一趟运送北京知青的专列，从北京站出发，开往陕西的铜川，一直持续到1969年春节前为止。那时延安地区有14个县，这2.6万多名北京知青被分别安置到志丹、安塞、延安、延川、甘泉、富县、宜川、黄龙、洛川、黄陵、宜君（现在属于铜川市）、延长12个县124个公社1602个生产大队3000个生产队，吴旗、子长两县因条件较差没有安置。延安县安置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的知青，安置人数最多，共6000多人。宜川县、延川县安置海淀区的知青，其中宜川3200多人，延川1380多人。志丹、富县、延长安置西城区的知青，志丹530多人，富县2750多人，延长2370多人。我上学的北京四中在西城区，这样我就到了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安塞县安置的是东城区的知青，共1850多人。宜君县安置崇文区的知青，共2190多人。甘泉县安置宣武区的知青，共620多人。洛川县安置丰台区的知青，共2150多人。黄陵县安置朝阳区的知青，共2400多人。黄龙县安置门头沟、石景山区的知青，共970多人。当时北京知青和延安12个县之所以实行区、县对口安置，主要是以后便于联系，做好知青工作。
大批外地人进入延安，近代历史上只有过两次，第一次是中央红军，第二次便是北京知青。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到延安，在这片黄土地上演绎了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奇迹。2.6万多北京知青到延安，在这个幅员并不广阔而且闭塞贫穷的区域里，经受了艰苦的人生磨砺，承受了严酷的风霜雨雪，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我最近研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其中谈到知青上山下乡是这样表述的：“至1981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共达1600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解社会，接触工农，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建设农村和开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一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困难。”我认为，这段话比较客观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出了评价。（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