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阶段我结识的知青中，有两个是文安驿公社文安驿大队的，一个叫金晶，一个叫舒展。金晶同习近平交往时间更长。舒展和我是同一年上的大学，也是北京外国语学院。
金晶和舒展插队的地方是文安驿大队，这里是文安驿公社的所在地，习近平所在的梁家河属于文安驿公社。文安驿有集，五天一集。当时习近平和梁家河其他知青要赶集，一般就到最近的文安驿来，买一些生活用品之类的东西。有时候，习近平和其他知青到外面办事，路途远，交通不方便，天晚了回不了梁家河，就住在文安驿大队的知青那里。一来二去，金晶和舒展与习近平接触就多起来、熟悉起来了。同时，金晶同习近平一样，虽然在村里插队但参加了社教。习近平和陶海粟这一组在赵家河，金晶在贺家湾公社，相同的经历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习近平的故事，我是从金晶那听说的，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入党的事。当时梁家河村里有几大家族户，村民之间有矛盾，尤其在分粮食问题上。时任大队支书梁玉明看到习近平的素质以及村民对习近平的信任，就提议他来当大队支书。习近平说：“我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书记呀？”梁玉明说：“不是党员可以发展嘛！”支部开会表决后就报到公社，费了几次周折之后，就办了函调和外调。办理外调的时候，习仲勋还没有“解放”，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下放，工厂开了一个证明材料，大意是“习仲勋的问题不影响子女入党”，就这样完成了外调，习近平入了党。
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可以说，入党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如果有一个经手人思想僵化，严守当时所谓的“政治标准”，都会影响到习近平入党。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习仲勋在洛阳下放，还是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他们都具有极好的群众基础。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群众不支持，不采取一些当时还行得通的这样那样的变通说法和做法，在那种政治环境下他要入党是不可能的。
后来我从别的知青那里得知他上了清华大学。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上学时，周末一般都回清华父母家。有一次，我还在清华大学西校门外看见他和同学、老师从外面返回学校。
他在梁家河办沼气是我离开延川之后的事情，我也是从其他北京知青那里听说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