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很多干部在“文革”开始时就被打倒。到1970年前后，清华大学的老干部基本“解放”，虽然没有完全官复原职，但不再是“走资派”。比如，原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被“解放”了，此外还有一些老干部也都出来工作了。这些人熟悉教育，懂得教学规律，主张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保持稳定的教学秩序，注重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
那时候上大学，要经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四个环节。在1975年那个时候，习近平能上清华大学，很不容易，大队、公社、县委以及清华的机关干部都是冒了风险的。
由此来看，我们知青的命运是和国家发展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上山下乡”政策，我们就不会到农村去。没有“招生”政策，我们也不会那么“幸运”能进入大学。
我是1973年上的大学。当时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延川县的副食品公司工作，就由所在工作单位推荐。像习近平在农村，他就由所在大队推荐。
我的感觉是，当时招生时中央对陕北的北京知青很照顾。我记得1972年、1973年给延川县的大学、中专招生名额都分别有几十个。每年拨下来这么多名额，是为了照顾北京知青。
许多知青一直没有放下书本，一直在学习。我父亲一解放，就给我写信，让我坚持学习，说在二十世纪如果没有知识，就不可能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
采访组：您在延川插队时听说过习近平的故事吗？
艾平：虽然我和他是同一批到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但我和他不在一个公社，也不是同一个学校的学生。在我到县里工作之前，我的生活圈子就是本村社员和外村清华附中的知青。1971年3月18日，我被招工到县上的副食品公司，离开了村里。到了县上，我开始接触其他学校的知青，包括文安驿公社的，就听说了一些习近平的故事。（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