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习近平在陕北的七年正处于我们国家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黑白颠倒、美丑错乱的时期。但是，在延川这个全国贫困县的贫瘠土地上，却在同时期中走出了习近平、孙立哲、路遥、史铁生等一批不甘平庸的青年，这并不是“文革”的成果，不是极左路线和乌托邦理论的成果。中国自古以来，不管是在盛世还是衰世，不管环境多么荒谬，总是有悬壶济世的良医出现，总是有“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良吏出现，这是我们的民族能够生息绵延的脊梁所在。我们现在回忆这些青年人当年的脚步，不是歌颂什么虚幻的口号和运动，而是认可那些在艰难困苦之中仍然顽强地寻找和实现人生的意义、“男儿当自强”的精神。
2008年我在北京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曾对他说：“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我想把我知道的关于你的故事写一写。”他当时笑着对我说：“我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他的话我完全能够理解。习近平行事低调，从不愿意过多宣传自己，他在福建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此前已经拒绝过大概上百次采访。加之现在他肩负重担日理万机，讲他的故事这样的事确实算不上什么急务。不过我觉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老百姓更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领导人，不仅看到他们在台上作大报告的样子，也知道一点儿他们的甜酸苦辣和内心世界，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所以，我觉得中央党校做这个系列采访实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七年知青经历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起点”
采访对象：艾平，生于1953年8月，北京清华附中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坐同一趟知青专列到陕西省延川县插队。1973年9月上大学，1977年6月入党，1977年10月起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非洲局局长、一局局长、副部长。2013年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9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艾平同志，您和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是坐同一趟知青专列到延川县插队的知青，你们都经历了那个特殊的时代变迁和农村生活磨练，请您说说到延川插队的情况。
艾平：我确实也是1969年1月13日离开北京，同习近平坐一趟知青专列去陕西插队的。我们都在延川县，他插队地点是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我插队地点是延川县关庄公社二八甲大队八甲生产队。
我跟习近平同岁。他的父亲习仲勋六十年代初就受到康生等人的迫害，被下放到洛阳接受审查，“文革”中遭到批斗。这也使亲属子女受到牵连，家庭四分五裂。
我的家庭状况也是这样。我父亲艾知生“文革”前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当时北大、清华都被认为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表，清华的所有校党委成员都被打成“黑帮”。我父亲成了“文革”初期第一批被打倒的人，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
那个年代，我们都被认为是“黑帮子弟”，被骂成“狗崽子”，后来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算是换了个比较婉转的叫法。
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后，我们这批中学生一起坐知青专列到陕北去插队。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让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们这批知青是从北京站上的知青专列走的。有人回忆说，站台上送行的家长和车厢里的知青哭成一片。后来，习近平回顾那天的情景时说，当时大家都在哭，他反而笑了。我对此很理解，因为我感同身受——那个时候家里的状况无以复加，离开北京精神压力反而小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