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临走之前，我正好在县上开会，和他在县委招待所里话了别，我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出了门目送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远去的身影，心里有一丝怅惘，但更多的是为他走上了人生的新阶段而高兴。不管等待着他的前路是什么，我相信他是做好了准备的。
采访组：他上大学时你们有联系吗？
陶海粟：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第一次招生考试，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第二年春天，我到北大入校后，不久就去清华大学找习近平。他把我带到学校附近五道口一个饭馆吃饭聊天。当时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刚刚开过的党的十一大正式宣布了“文革”的结束，但仍然坚持了“文革”中形成的某些错误的方针政策。我们俩那天的长谈中，基本上都是在谈论国家正在发生的各种大事情，也谈到了他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他明确表示，他不准备做和化工专业相关的技术性工作，还是要进入政界，继续在陕北农村就早已立下的志向，做一些更能影响老百姓命运的大事情。
习近平在清华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曾担任过陕西渭南市长的仵西居，在2012年那次和习近平一起吃饭时和我相识，此后我们来往很多。他曾经和我说起过习近平和他同学时的一些事情。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大班，后来大班分成两个小班，习近平任其中一个小班的党支部宣传委员，他是组织委员。他说习近平在清华时的生活特别简朴，同学三年多，他从来没见习近平穿过新衣服，使他感到很惊奇，因为仵西居自己是从农村来的，有时还会穿新衣服。他还说，习近平在学校时，在专业之外广泛阅读政治经济类书籍。那时候，仵西居从家里带到学校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近平见到后就跟他借阅，后来仵西居就把这本书送给他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