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生：确实是这样。近平在了解不同学者的观点后，非常喜欢自己思考。他经常问我：“这本书，你看过没有？”如果我看过，他会就某一个观点与我进行讨论。他对讨论切磋推敲印证那些重要的知识点非常有兴趣。虽然我们那个年纪所讨论的问题未必有多么深奥、多么专业，但确实起到了活跃思想、拓展思路的作用。
近平曾有一次外出，住在集体宿舍，碰到一位中央党校党史专业的年轻教师，他们讨论起了五四运动。近平那次与这位年轻教师交流，就注意学到了一个重要细节。回来以后，他把自己的心得讲给我听。
他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对其爆发原因有很多成型的论述。但那次和党校老师的讨论中，他又搞明白了一个关键点，就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是国内矛盾集合与爆发的产物，也是国际矛盾集合与“催化”的产物。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巴黎和会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且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哪有什么“公理战胜强权”！世界依然是强权政治，中国被“世界所接纳”的希望彻底破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众首先是先进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对西方阵营极度失望之余，反帝情绪空前高涨。他们把视线转向刚刚进行过“十月革命”的近邻苏俄，希望用激烈手段改造中国、改造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个政治事件，都与上述国际大形势以及民间舆情、民众情绪密切相关。当时的国际背景，是迫使中国人喊出“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救亡口号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平声情并茂地给我讲了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原则”、国际联盟、巴黎和会、英国和法国的态度等内容。今天我们的历史知识大大丰富了，这些可能都算是常识了，但在书籍和信息比较匮乏的年代，对于知识饥渴的我们，听起来还是比较新鲜的。这说明近平是多么注意吸收新知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