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近平一起到四川学习办沼气”
采访组：您在修沼气池的时候碰到过什么事？
黑荫贵：我们在试验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并不太大，因为陕北老百姓有打窑洞的经验，也有做蓄水池的经验。我们选择土壤最好、土质最好的地方去做，第一个沼气池做的很小，也就3—5立方米，所以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而且我们是按图纸去做，确保沼气池不漏，多刷点浆，多抹点灰，水泥标号高一点，沙子少一点，细一点，就可以了。陕北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用小镢刮，刮得很光滑，就像他们的窑洞不是抹出来的，而是刮出来的一样。过了20多天，终于有一口沼气池点火成功了，引起很大轰动。因为过去老百姓根本不相信，说沼气怎么可以做饭，还能点灯？认为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刚开始建的沼气池特别小，只能见到小的火力，产气量不大。产气量不大的原因是温度问题，清绦叶子太少了。那时候刚开春，没有那么多叶子，我们只得弄老玉米秆，当然产生的气就差一些。即便这样，我们最终还是成功了。
县里领导看过之后，就提出全县大办沼气100天，要求我们这三个村要实现沼气化，80%的农户都能用上沼气。当时老百姓积极性都很高，因为他们真真切切看到沼气的作用了，而且在自己家就可以弄。县里又拿出政策解决水泥问题、白灰问题、沙子问题。全县那些条件比较好的村还派来大量工人帮着一起建沼气池，同时也让他们学着怎么办沼气，然后全县进行推广。这些村的人背着粮食来，在我们这儿起灶，跟着我们一起干，我们也给他们一些生活补贴。这样，我们三个村用3个月时间就实现了85%—90%的沼气化，最差的户都能用沼气点灯了。那时把这种干法叫作“大干快上”。《延安通讯》当年曾刊登了一篇通讯，叫《取火记》，介绍了延川办沼气的情况。当年，全县有3000个沼气池，全省在县城、梁家河召开沼气现场会，参观的重点就是习近平所在的梁家河，因为当时他既是知青又是大队书记，带着大伙一起干起来的，特点最明显，效果最好。推广时，我们官庄和梁家河都建了两个大的沼气池，都准备用沼气发电。我跟习近平每人都拿一份图纸，分别去找县农机公司看怎么做这件事，然后就扩大燃烧室，弄好了以后带动发动机也成功了，可以用沼气发电带动放电影的机器，就能够看电影了。如果沼气不够，就用大气包去各家各户收集，然后补充用。
采访组：在学办沼气这件事上，您看到了习近平哪些品质和特点？
黑荫贵：习近平话不多，爱思考，而且思考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他看到当地老百姓自己做的炉具、灯具，就提出要带一些样品回去，还希望四川把师傅派过来，带着我们办沼气。他还提出把四川的烤烟弄些回来在陕北种，因为产量高，也适合在陕北大面积种植。还有四川拿石板做的可摇动脱粒机，四川师傅在我们村和习近平他们村都弄了两个石板脱粒机，陕北不缺石头，这种机械做好了还不会坏。这些东西都是靠习近平很有心地观察，很有心地提出来，很执着地认认真真学来的。
采访组：您觉得知青岁月对习近平后来的治国理政有什么影响？
黑荫贵：我觉得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许多治国理念，都和他过去的经历有很大联系。比如，现在深入农村基层的第一书记村官，跟我们那时候的整顿、路线教育以及“三年变面貌、五年翻一番”蹲点等，在形式上应该是有历史联系的。把一个干部真正沉下去做一个村的工作，了解情况并处理一些问题，把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真正落下去，确实能比较实际地、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那时候就开始沉下去工作，和现在提出精准扶贫也是有联系的。这几年我总回陕北，每年都去几次，陕北的问题还是老问题，扶贫资金到不了位，因为有好多项目都是国家拿一部分，省里拿一部分，地方配套一部分，地方配套就配套不上来，没有钱，结果就是三万块钱要干成五万块钱的事，质量等各方面就会有问题。近平在农村待的时间比较长，也当过县委书记，他关心“三农”方面的事情比较多，对农村情况很清楚。所以精准扶贫这个国策我觉得现在做到了，也很到位。尤其是强调干部责任到位，考察一个干部的责任感就是考察一个地方的实际情况，真是抓到了点子上。
再一个就是贫困县问题。中央一直提出贫困县要摘掉帽子，实际上好多贫困县不想摘帽子，即使按标准脱贫了、也不愿摘去帽子，因为想吃财政补助，所以有很多干部不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脱贫问题。这样，贫困县的精准定位就决定了国家政策和帮扶力度的精准定位，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抓得非常到位的。
最近人民日报提出，农村进城务工青年回到广大农村大有作为。如果这一代农村青年的回乡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的话，跟我们那代知青去插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那时候是要把城里人变成农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知青客观上带去了城市文明、带去了文化，产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文化成果。最起码陕北的孩子们对卫生、对知识的掌握不一样了。现在这些农村青年再回去，他们带去的是互联网，是全新的操作农业的生产方式方法，全新的种植理念，全新的对农业市场的认识，所以他们的作用会是非常大的。
采访组：您认为陕北这个地方对习近平后来的成长产生了什么作用？
黑荫贵：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锻炼，是有多种因素的，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环境条件等因素。当年延川县涌现了一批先进人物，除习近平外，还有丁爱笛、孙立哲、艾平、史铁生、陶正，等等。这一批人的出现跟整个环境是有关系的。首先是当地的老百姓。陕北老百姓对北京知青那种关怀爱护，是其他不少地方不能比拟的，因为他们把对中央红军那份感情、对毛主席那份感情拿来对待北京知青。他们认为，你们是北京的知青，就等于是毛主席身边的孩子，甚至把你看成是毛主席的孩子，是用这么一种心态来接待你的。接待我们插队的时候是陕北最艰苦困难的时候，苦到什么程度？就是解放20多年了，还是原始的刀耕火种，生活上除了煤油、盐以外，什么酱油啊醋啊都没有。就是有一点辣椒面，好一点的再有点芝麻，可以压点芝麻盐。一年四季除了冬天吃点酸菜，夏天也基本没有什么菜吃。一年的粮食，连六个月都吃不到。那时候公粮任务比较重，购粮任务也比较重。我当干部深有体会，当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农民把粮食种下去，让粮食能收到国库，这就是你的任务。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觉得“城里人吃什么呀？不就靠我们农民种吗？我们不种粮食城里人吃什么呀”，就是这么一种朴素的感情支撑他们缴纳公购粮。当然，他们也有怨气，但他们即使自己吃不上穿不上，仍然是把自己家里的粮食交了，把任务完成了，明年吃不上的时候再说。（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