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下）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你和他有哪些联系？
武晖：近平在正定工作的时候，我是文安驿公社的教育专干。正定当地派了两个人到梁家河的党支部搞外调，先到了文安驿公社的办公室，恰巧我也在场。他们不知道梁家河在什么地方，我是梁家河的人，就给他们指了路。他们到村里问了很多人，大家无一例外地都对他交口称赞。那两位外调的同志在村里调查完了之后，就又回到文安驿公社签署意见。这个时候，正巧又碰上了我。当时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就问他们吃饭了没有，他们说没吃，我就把他们带到饭馆吃了一顿陕北的饸饹。在吃饭的过程中，我们就聊了起来。聊着聊着，我向他们打听了近平的情况。
我说：“习近平在那边干啥呢？”
其中一位同志说：“当县委书记呢。”
我说：“干得怎么样？”
“近平干得很不错，群众威信很高，每年开三干会（七十年代每年都要召开的大队、公社、县三级干部大会）的时候，开到中间，很多干部发言很乏味，好多人听得烦了，就走了，还有些人听得困了，就睡着了。只有习近平讲话的时候，没有人走，也没有人睡觉。他讲话讲得有意思，很实际，也很有感染力，干部们都爱听。”
我说：“近平当村支书的时候，他讲话我们村里人也很爱听。”
另一位同志又向我透露说：“近平的工作作风，跟其他的干部不一样。很多领导干部，都是由办公室负责安排，提前通知。近平主持县里的工作，到乡镇和农村检查，从来不提前打招呼，都是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到了实地，他去看领导在不在，工作做得怎么样，实地去看，不给对方提前准备的机会。如果他看到什么工作做得不到位的，当时就把相关领导叫到现场，督促他拿出整改方案。”
我听了这两位同志说的话，得知近平工作做得好，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了他的才干，心里很高兴。
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一个叫张志林的人，跟我打听近平的情况，说要给他还钱。原来，近平从梁家河走的时候，村里还没到年终结算。等到年底结算，会计算账的时候，人口多而工分少的家庭，就要出粮钱（陕北方言，给队里交钱），人口少而工分多的家庭，就要得粮钱（陕北方言，队里给现金）。出粮钱的家庭把钱给会计，会计再把这个钱发给得粮钱的家庭。近平的工分多，年底又没有分粮食，就要得粮钱；张志林家里娃娃多，工分少，要分的粮食多，就要出粮钱。会计为了账面收支的平衡，就把近平一年的粮钱八十元兑给了张志林家里，而张志林家里应该把这八十元单独交给近平，但是当时张志林家里非常贫穷，拿不出来这八十元钱，并且近平上学也离开村里了，就这样，张志林家里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个钱给近平，十分过意不去。现在张志林有钱了，一直想要把这个钱还给近平，他经常念叨，近平的这个钱救了我们一家人，欠账就得还钱，不然良心上过意不去。我就劝张志林说：“你现在还给他，他也不会要。他帮助过的人太多了，你看看咱们村，哪一家他没有帮过？你放心吧，他肯定不会有想法的。”七十年代的八十块钱可是不小的一笔钱，按购买力来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八千块钱。
1993年，近平回到梁家河，乡亲们热情地招待他，还杀了一只羊。我们一起吃饭，近平嘱咐了很多事情，我一直在旁边听。近平主要说了，山上要治理，河里要打坝，山上要种经济林，还要种果树，要把地打平，好提高产量，要解决肚子吃饱的问题，还要解决文化问题……方方面面的事情，近平都讲了很多。从始至终，他最关心的始终是基层群众的生活。
就在那次，近平还向我们打听一个叫灵娃的孩子。这个孩子的事，还要从头说起。1969年，知青到我们梁家河的时候，我们村有个十几岁的孩子，小名叫灵娃，但是实际上脑子并不灵光，智力上有先天缺陷，用我们农村的话叫“半憨憨”。灵娃的父亲是基建队的队长，主要负责带着知青做打坝、修田等农田基本建设的事，他就经常把灵娃带到地里去。灵娃虽然脑子有问题，但是干活很踏实，也能吃苦，近平他们这些知青都很喜欢灵娃，劳动之余很喜欢和他一起玩，谁也没有嫌弃、取笑过他。近平1993年回来的时候，灵娃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只有灵娃的母亲带着他度日，家里的光景不行，生活很艰难。近平为了接济这家人的生活，当时就给灵娃的母亲留了500块钱。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又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他到家家户户都看了看，用延川话和乡亲们交谈，就像回到了久别的家中，特别亲切。（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