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作为当时下乡知青中的“热血青年”，他有什么不同之处？
曹谷溪：要说习近平与其他知青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有这么几点：一是生于高干家庭，具有开阔的视野；二是生于革命家庭，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三是在“文革”中插队当知青，使他更具有百姓观念、法制意识。在没去赵家河之前，默默做事，不多言传，积极要求进步，刻苦学习，首先要争取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地位。
习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样，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一样的农活。每一位知青的理想和生活方式不同，对农村生活的适应程度自然不尽相同。最初来到梁家河的时候，对艰苦的农村生活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但他能够调整自己，很快就在农村扎下根，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在陕北黄土高原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同时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象。他是真正脚踏实地融入农村的知识青年。
延安人民像当年慷慨接纳那支精疲力竭的红军队伍一样，又慷慨接纳了将近三万名北京知青。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这些知青中有不少人受不了农村的苦，只待了几个月就想尽各种办法离开这里。
有一回，我写了一篇贾家坪公社刘家沟大队“二十六朵葵花向阳开”的稿子送到县广播站。哪知稿子还没播出，一夜间就有25个知青“开了小差”，队干部连夜赶到绥德，说了许多好话才接了回来。有的坚持一两年，还是打通各种关系离开了。
1973年，公社和县上都推荐习近平上大学。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这一年习近平和王汉光都没有被录取。
习近平上大学落了空，在梁家河却非常意外地好事连连。先是公社团委批准他入了团，紧接着又批准他入了党，延川县委抽调他为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他和团县委书记陶海粟编为一组，分配在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陶海粟也是知青，他是清华附中的高中毕业生，1970年被延川县革委会政工组招收为正式干部，后来担任了团县委书记。他和习近平是来往很多的朋友。
1973年初春的一天，陶海粟、习近平和另外两名知青来找我，让我给他们照相。就在延川县革委会大院二排的一道矮墙前面，我用县里仅有的一台价值180元的上海牌相机给他们拍了照。当时通讯组还有一间暗室，配有一台“浦江牌”放大机，只我一个人有这间暗室的钥匙。原照片是6cm×6cm的小方块，我亲自裁剪、扩印为5cm×7cm的长方形照片后送给陶海粟。他后来又把这张合影制作成生日卡片，送给习近平。
社教分组名单出来以后，陶海粟对习近平说：“我是队长，你是队员；我是挂名，你是常驻；搞下的成绩都是你的，出了什么问题全部由我承担。”
其实，习近平的才华初显，不是在他插队落户的梁家河，而是在他搞社教的赵家河。（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