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上）
采访对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退休。
采访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戴明同志，您好！1969年，您与习近平一起到陕北的梁家河村插队。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插队的背景和选择到陕北去的原因。
戴明：知青插队的背景，简单来说，就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当时都在学校上学，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一发出，每一个人都必须积极响应。实际上，我们当时也谈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这就像是一场巨大风暴，把我们都卷到里面了。如果我们不响应号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会的老太太、学校的老师、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天天找上门来谈话，动员我们下乡插队。
根据国家安排，我们那一批知青，插队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陕西。我问我父亲是去山西好，还是去陕西好？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陕西好！陕北可富裕了，条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劳动。”我父亲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在陕北工作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持续了多年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各方面发展得很好。而且，当时南泥湾留给我父亲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对我说：“你肯定要去陕北。”
那一年，我不到17岁，近平不到16岁。因为近平早上一年学，所以他是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当中年纪最小的。
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出发赶赴陕西，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戴明：还有些印象，一些细节还记得挺清楚。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一千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当时看到那个情景，我们都很兴奋。等到上车走了半天，冻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们也就不兴奋了。
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延安。下车的时候，我们身上全都是土，变成一个个“土人”了。天已经黑了，我们住在一个学校里。经过一天的颠簸，知青们非常疲惫，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着，就找了几个人出去溜达。那时延安城特别小，我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延安当时最高的一个楼就是新华书店，是个二层楼房。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个路灯，寒风一吹，灯罩“啪啦啪啦”地响，灯光一闪一闪的。当时我的心情简直没法描述——“原来这就是延安”，心里凉了半截。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延安到延川200里地，当时那个路非常难走，全都是盘山路，在塬上绕来绕去，走了很长时间。遇到比较好走的路，车一开快了，又很冷，黄土一直不停地从缝隙里灌进来。我们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装”上了，有什么都往身上裹。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现原来的大卡车长龙变得稀稀拉拉，车越来越少了。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些车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怎么越走车越少？我们怎么还不到地方呢？我们见到荒凉的黄土高原，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还有更荒凉更贫穷的地方，当时真是感觉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但车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开，最后满眼都是黄土飞扬，卡车只剩下几辆，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绝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们的话也渐渐少了，一是疲劳，二是忐忑，我们都蔫了。车还在一直不停地往前开，总也不到地方。车上有个知青沉不住气了，就拍着车厢对司机喊：“师傅，你是不是走错了？”司机说：“这条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错的！”
我们终于到了文安驿公社。下车的时候，发现同行的卡车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下车，公社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毛巾。
吃过饭，各个生产队的人都已经在公社大院里等着我们了，负责人一念名单：某某某，哪个生产队的，跟各村的人对号入座。梁家河来的人帮我们背上行李，领着我们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乡推来了一辆平板车，给我们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几个人，把我们的行李背上。村里的老乡对我们可好了，什么都不让我们拿，行李都是他们背。我们就拎点小件，有的连小件都没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买的一个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随身物品全都装到里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壮的一个劳力——一个名叫“会儿”的小伙子，把我那个箱子用绳子捆起来背在身上。
我们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条很深的山沟里面，山沟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车勉强能通过。终于到了梁家河，“会儿”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说：“这是你的箱子呀？差点没把我腰背断了！”
现在你要是从北京去延安，坐高铁就几个小时，当天就能到。坐飞机当然就更快，一个多小时就到延安了。从延安开车到梁家河只要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采访组：你们到了梁家河以后，生活是如何安顿下来的？又是如何适应的？
戴明：到了村里，我们十五个知青就分组了，其中九个知青分到一队，也叫“前队”。近平和我们五个人，分到二队，也叫“后队”。他们前队有几个女生，都在一起。我们后队六个男生，没有女的。梁家河的生产队长就觉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数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们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烦，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不要女的！”
队长说：“你们不要女的，谁给你们做饭？”
我们就说：“队里给我们派个做饭的嘛！”
队长说：“做饭的工分谁给？”
我们就说：“你们队里给出工分嘛！”
队长也不跟我们计较，就应下了。就这样，我们后队的六个“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团支部书记张太平家里。张太平人很聪明，有文化，而且能说能干，所以村里让他当我们的房东，这样跟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处。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太平就住在我们隔壁窑洞。他没事就跑过来跟我们聊天，也给我们讲团的知识。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识也不行，我们还是要面临生活中实际的困难。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六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五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