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下)
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平非常注重让村里人学习文化知识。
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辉,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辉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最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文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文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也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一讲,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他每次回来看望乡亲们的情况。此外,您与他还有哪些联系?
王宪平:近平离开村里,上大学走了以后,还一直惦记着梁家河的乡亲们。除了和村里通信联系以外,他还回来过三次。
第一次是1993年,那时候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工作虽然非常忙碌,但他抽出时间回来看望大家。村里根本不用挨家挨户通知,消息一落地,就在全村男女老少中间传开了。大家跟他感情都很深,一听说近平要回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正是阴历八月,有人就说:“哎呀,近平回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咱的红薯下来了,他能吃上咱的红薯了。”
村里人在他来之前,就开始准备迎接他,早早就开始张罗做饭,还杀了两只羊。
近平一到梁家河,村里人都涌出来迎接他,他跟乡亲们拉话,跟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伙伴”握手,拍着肩膀问好,非常亲热。我们拉了一会儿话,近平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走了一遍,把每一户人家都看一看。他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还是七十年代初,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村里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吃穿不愁,近平也感到非常欣慰。那时候,村里人住得很分散,他把全村走了一遍,走了几里地的路。
中午吃饭的时候,近平用那大海碗,吃了满满一大碗羊肉。吃完以后,他说:“咱们这羊肉还有没有了?我离开咱梁家河这么多年了,走到哪里也没吃到过这么香的羊肉。”石春阳说:“有嘛!还能没有你吃的?”马上又给他盛了一大碗羊肉,近平又吃光了。我们问:“近平,还吃不吃了?”他摇摇头说:“哎,可吃不下了,再吃就撑了。”乡亲们都笑了起来。
2005年,我到北京办事,和当年插队的几个北京知青联系上了。他们跟我聊天说:“黑子,既然你来了,咱们干脆把当年的知青都联系一下,聚一下。其实,大家多数都在北京,就是不知道都在哪个单位。”我说:“好啊。”于是我们就开始联系,通过托人打听、一个一个地确认,当年的知青,我们全都联系上了。但是有几个人没能来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个在英国工作,没回来。还有两个人因为临时有事,没来成。
近平当时已经调到浙江工作了,雷平生给他打电话说:“近平啊,黑子到北京来了,我们几个把咱们插队的老知青都联系上了,打算搞个聚会,看你能不能回来参加?”
近平那段时间恰好开会,特别忙,他也想回来,但是实在脱不开身。他把这个情况跟雷平生说了一下,然后嘱咐他说:“黑子来了,你先替我掏3000块钱给他,让他在北京多待几天,陪他到那些景点、好玩的地方转一转。他大老远来看咱们,咱得好好招待他,不要让他掏门票钱。”我们聚会的时候,雷平生就拿出3000块钱给我,他说:“黑子,这是近平给你的钱。”
2009年11月13日,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到延安来考察,那次因为事务繁多,行程安排得很紧,还有市、县、镇、村四级汇报座谈会等活动。所以近平就没有专程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但是他把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都请到了延安,和他一起吃了个晚饭、叙叙旧。
我到了延安市,看到了阔别多年的近平,心情非常激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面对小时候的好朋友,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知道该称呼他“习副主席”,还是“近平”。
近平倒是首先开口叫了我的小名,他说:“黑子!你比上次见面胖多了!”
我哈哈一笑,说:“是啊,我是胖了,咱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
近平说:“前些年听说你身体总闹毛病,现在好了没有?”
我说:“先前是胃病,老是治不好,后来又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人一上了年纪,各种病就都来了。不过现在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我的病已经好多了。”
近平说:“你现在还在工作岗位吗?”
我说:“2003年我就离岗了,因为那时候身体不太好,之后一直在家养病。”
近平说:“你现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吗?”
我说:“我没什么困难,市委、市政府对我们退休的老职工很关照。我吃、穿、花、用,各方面都足够了。”
近平点点头,说:“你家里人还好吗?孩子结婚了没有,有工作吗?”
我说:“家里都很好,我现在住在县城,孩子们都成家了,也都有工作,只有儿媳妇还没有工作。不过生活各方面都挺好的。”
近平一听说我身体、家里生活都很好,感到很欣慰。他说:“黑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村里劳动,咱们在寨子沟里打坝,我总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过你,但就是不服你。那个时候真开心啊。”
我说:“近平,这事你都没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但我比你大几岁,你摔不过我很正常啊。不过,我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
近平哈哈大笑,说:“你看你这是啥话!”
随后,近平又对我说:“黑子,你在县里工作了几十年,比村里人经历得多,见得广,工作上也更有经验。你要为咱梁家河多出点主意、献计献策,协助春阳把村里的事办好。”
我说:“近平,你放心,我会的。之前村里的同志经常和我联系、交流,遇事共商,今后会做得更好的。”
席间,我们聊到陕西的方言和饮食,近平就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乐际同志,你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
赵乐际说:“这个还真不知道。”
近平就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县的土话。”
他又转过来问我:“黑子,咱们梁家河现在能吃上‘酶酶’了吧?”
我说:“现在生活好了,主食基本就是‘酶酶’和大米这些细粮,偶尔吃些粗粮。”
近平又问:“‘团子’(“团子”在延川当地特指一种在贫困时期用谷子皮、玉米皮掺到玉米面里做成的充饥食物)现在还吃不吃了?”
我说:“早就不吃了。”
他问:“那现在种了玉米主要干什么?”
我说:“少部分当粮食,大部分做饲料了。”
会餐结束后,近平跟我们几个告别。他嘱咐我说:“黑子,你要养好身体,多锻炼,回去以后代我向你老婆存英问好,还要代我向村里人问好。”
我说:“好的,我一定会转告你对村里人的关心,你也要保重身体,也替我向你母亲及家人问好。”
近平说:“谢谢,谢谢!”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2月13日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那时您也在场,请您讲一讲那天的情形。
王宪平:近平2015年2月13日回来,距离他1993年回来,有20多年时间了。那天,县里没有事先通知我们近平要回来,只是说:“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个扶贫工作会议,有一个主管扶贫工作的中央领导,要来梁家河看一看。”
说来也怪,正因为没提到这位领导的名字,村里人反而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感觉这次可能是近平回来了,所以大家就都涌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等待这位“领导”的到来。
车刚到村口就停了,车门一开,第一个下来的就是近平,随后下车的就是彭丽媛老师。村民一看,“轰”的一下就沸腾了,就有人喊:“真是近平回来了!彭老师也来了!”
那时候村里人一下子就从院子涌到门口去,把近平给围起来了,有跟他握手的,有挽着他胳膊的,有跟他打招呼的,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热烈。大家都很激动,这时候,近平身边的随行人员过来“解围”了,他们说:“乡亲们,大家让一让!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把总书记挤在外面进不去吧!”大家一听是这么回事,于是挤在门口的村民就闪开了一条路,大家簇拥着近平走进院子里。
那天,近平跟村里的老朋友、老熟人,全都见了面,还跟村里人合影,到各家各户去看,还去视察了果园、农田。他这次回来,能叫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不光是我们经常联系的人,就是那些四十多年没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是谁,大名、小名也都能叫出来,而且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叫什么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吃中午饭的时候,近平、彭丽媛、石春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还有我,几个人坐在一桌。大家都坐下以后,近平给彭丽媛老师介绍了我们五个人。彭丽媛老师也跟我们一一问好。
梁玉明提议说:“近平,今天你回家来了,喝两杯酒吧!”
近平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听你们的!快过年了,我来看望乡亲们,得给大家敬两杯酒。”于是,我们打开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点,互相敬酒祝福。
那天的饭菜很简单,都是当地农村的“土菜”。近平给彭丽媛老师详细介绍桌上每道菜和汤的名称,用什么原材料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口味和特色。
我说:“这些菜,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了,平时我们就经常吃。但是在近平当知青插队的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而且那时候油水少,清汤寡炖的,味道比现在可差远了。”
大家都感叹说:“是啊,那个时候,吃‘团子’能填饱肚子,就算是好生活了。”
近平问石春阳:“随娃,村里现在有多少人?今天都在吗?”
石春阳说:“有四百一十人,快过年了,大家都在家。”
近平又问:“村里养殖的情况怎么样?还种地吗?现在吃水的情况怎么样?水质如何?”
石春阳说:“养殖搞得不错,养猪的、养鸡的都有,但是养牛羊的现在没有了。山上都不种地了,就河条地和坝地种一些玉米。现在吃水没问题,你那时候打的那几大口井还在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可方便了。我们找卫生部门检测过水质,水很好,各项指标都合格。”
近平又问:“现在村里老人们的生活怎么样?大米,肉类,能经常吃上吗?”
大家说:“老人们生活都挺好的,伙食也没问题,吃的都挺好。”
近平感慨地说:“现在生活好了,那时我在梁家河插队七年,只吃过一次大米饭,是乡亲送给我的,那碗米饭真是香啊!”
我说:“是李印堂家给你送的。你跟我提起过,说那碗大米饭有多香。”
近平说:“对,对,就是印堂妈送给我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