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上）
采访组：面对陕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苦的劳动，习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在最初阶段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王宪平：最初，北京知青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不少人都想离开。而且很多知青也确实早早地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差别很大，有的来这里几个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两年，也通过招工、参军等方式陆陆续续走了。
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知青当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队工作的，那就是“红色家庭”的子弟，想到部队当兵或者返城，都相对比较容易。而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谓“黑帮子弟”，只能在农村插队当农民，不会被批准当兵、返城。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插队期间，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层，家里人都受到影响。
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有一个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是这十五个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近平在内的这些知青非常关心，把他们当成自家人。我还记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说：“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他母亲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说：“你赶紧，趁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说：“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
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梁家河人只是纯朴地认为，这些首都来的娃娃，本来过着很好的日子，吃饱穿暖，他们背井离乡到咱穷山沟里来，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太不容易了。虽然村里人也都穷得叮当响，但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顾一下。
采访组：听说因为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政治迫害，习近平入党的过程非常艰难？
王宪平：确实费了很大的劲。那时候从农村来说，“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则是“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血统”——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党的一员，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格。当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一关过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调查一遍。通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坐牢的，没有“地、富、反、坏、右”，工作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有问题，就入不了党。
近平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而且从摔跤这个事能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采访组：习近平入党之后，又被梁家河人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请您讲一讲，他当支书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宪平：近平当了支书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了一个淤地坝。
在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为这个坝的位置在正沟——也就是通往村里一条必经之路上，在雨季时这个地方就会汇聚整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的水势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山上植被稀疏，土壤存不住水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下雨的时候，河里的水特别大。所以淤地坝建在这个位置就面临着山洪高强度的冲击。
当时，梁家河的村民议论说：“近平想给咱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这是好事。那个地方，雨季的水那么狂，搞不好冲垮了，就是劳民伤财，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几百年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自然有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
可是近平坚决想把这个坝打起来，他不仅自己挨家挨户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来帮忙。他跟我说：“黑子，你在咱们村里一直当‘总管’（指在村里经常帮助村民料理红白喜事的人。一般由有文化、办事有条理的人担当），村里人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我当然想帮近平，但我对这个坝也没多大信心，我说：“帮你做工作没问题，但是这个坝能打成吗？那个位置确实水大，夏天发洪水，真能冲垮了。”
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我结合那里的地形，仔细考虑了近平的规划，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点了点头。
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浇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我说：“近平，能成！我也帮你跟村里人说去。”
当时，我就到文安驿公社，给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我跟领导说：“我这次要迟回去一两天，村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之后，我专门找到村里那些年纪大的、反对意见比较强烈的社员，给他们做工作，把近平规划的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都给他们讲清楚了。我说：“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是有。但咱们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还劝他们说：“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他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当咱的书记，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带领大家劳动，他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他又要洗衣服、做饭，很不容易；现在管村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得更多。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坝他还要带头劳动，受这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
那些老人们慢慢地被我说动了，他们点头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这段时间，近平也一直给村里人做工作，再加上我帮忙，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虽然还有极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经不影响大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规模的淤地坝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建设了。这个坝规模大，工程量大，耗费的人力也很多，全村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这个坝打起来了。
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贪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而且他不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
到最后关头，打坝遇到了排洪沟的规格问题。近平跑到县上，找水利部门来现场考察，把排洪的相关数据都严格计算好，按标准施工，把排洪沟的两侧用石头牢靠地砌好。
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一到雨季，近平就非常注意维修和防护，严格督促汛期的排洪管理，所以这个坝很牢固，坝顶的大片土地，一直在生产粮食。在近平离开梁家河几年以后，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理和维修防护，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这个坝的一部分被冲垮了。后来，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淤地坝跟七十年代的样子完全一致。坝顶的土地，是我们梁家河村最好、最平整，也是最便于灌溉的土地。
“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下）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我们去看了淤地坝，感受了当年造地的不容易，您印象深刻的还有哪些事情呢？
王宪平：要说印象深刻，不能不说近平带领村里人办沼气和修路这些事。
近平当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一直想改变村里的生产生活面貌，改善村民的生活。但是村里人思想一直比较封闭，对一些新观念新想法，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反对。当时近平主张办沼气，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村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观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议论说：“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近平去四川学习沼气池建设技术，回来以后就建沼气池。把第一口沼气池搞起来以后，产出沼气了，点着火了，这个作用很大，大家看到事实了，也就相信了，而且也确实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不久之后，办沼气在我们周边就普及开了，全县大多数村都开始向梁家河学习。陕西省的沼气现场会议，也是在我们村召开的。
现在从外面通到村里的这条路，就是办沼气的同时修建的。原来一个架子车都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修成了平整宽敞的路，因为建沼气池的时候，水泥、沙子要运进来，必须先修好路。反过来，这条路又为村里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好处。
这些事说明，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实践，往往会带动相关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会持续地让人民受益。这些事物之间，都是紧密关联、相辅相成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