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志就是眼尖,我穿着这双带补丁的袜子刚走进办公室,就被同事小吕一眼给看到了。她一惊一乍地喊:“哇塞,张咪这是要忆苦思甜啊,袜子还打补丁!”
“张咪”是大家对我的昵称。她这一喊,引得办公室几位同事都围过来瞧稀奇。我毫不介意,索性脱下凉鞋把袜子展示给大家看,然后讲述了这个补丁的来历。
那是上个礼拜天,我回老家看望母亲,正巧遇到下雨,打湿了鞋袜,我便将袜子扔在了母亲家。没想到这个礼拜再回去,母亲已经把袜子给我洗了,更重要的是袜子破了一个洞老人家还给打了补丁,在脚后跟处,有酒瓶盖那般大。肤色袜子打了个白色补丁,虽说不那么显眼,却也很分明。补丁是从里面打的,针脚细细的,密密的,看得出母亲的认真细致。我说了一句“妈,现在谁还穿补丁袜子?破了就扔掉呗。”
“就破这么点,扔了可惜,补补又不耽误穿。”母亲感叹道,“如今日子好了,都不知道节约。你小时候要是能穿上双补丁袜子,就不错了!”
小时候家里穷,姊妹多,从衣帽到鞋袜,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时候谁要是突然穿了件新衣裳去上学,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一定会围着直转,馋得咽口水。在我的记忆中,14岁之前就没穿过一件新衣裳,都是姐姐、哥哥倒下来的,所以有一回我跟妈妈发大冤:“生得晚就是不合算,连件新衣裳捞不着穿!”
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日常用品都要凭票供应,布票、粮票、肉票、油票……即使有了这些票,也必须得有钱才能买回东西,而农民手里很难有钱。人人都是公社社员,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挣工分,年底决算分红,劳力多的家庭可能分个三五十块钱,这已经很可观了;大部分的家庭也就分个十块二十块,有的家庭还是负数,倒欠生产队的口粮钱。我母亲那时候卧病在床,常年吃药,父亲把粮票布票偷偷卖掉换成钱给母亲抓药。其实就算不卖掉,也是舍不得用的,都得留着派大用场。比如布票棉花票,娶媳妇、嫁闺女的时候根本不够用,所以必须攒着,到时候还得在乡邻之间互相倒借。记得我大姐出嫁那年,母亲至少借了三家的布票和棉票,才做齐了四铺四盖的被褥给大姐做嫁妆。
所以,那时候确实如母亲所说,能有双带补丁的袜子穿,就已经很好了,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没袜子穿的!即使数九寒天,也往往是把脚直接蹬进大靴子里。靴子是母亲做的,又大又笨,自然也谈不上好看,更谈不上暖和,里面没有鞋垫,铺一块毡步或狗皮、羊皮取暖。那年大姐出嫁前夕,用她给姐夫打毛衣剩下的一点毛线,打了一双袜子给我,暖暖和和的,我从五年级一直穿到高中毕业。
今天,我欣然穿上母亲给我打了补丁的这双袜子,既是对老人家的尊重,又是对童年生活的追忆。母亲那一辈人,吃了太多的苦,经历了半辈子的缺吃少穿,即便在丰衣足食的今天也仍然传承着勤俭节约的良好家风,我们没有理由嫌弃她,也没有理由拒绝这双补丁袜子。
听完了我的讲述,同事们一致赞成:这双补丁袜子,该穿!(作者系龙水社区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