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的辞世，已经有二十几个年头了。
童年里，由于父母无暇对我进行看顾，有不少的时间，我是住在姥姥家的。姥姥的家，在莱阳市一个盛产大理石的村子，离我家十几里路。姥姥跟舅妈住在一起，舅舅常年在外地工作，要春节放假才能回家住上几天。姨妈当时也是住在本村，姨父远在吉林的一家医院当大夫，也要在偶尔的春节才能回老家一次。这样一来，童年的我便经常在姥姥家与姨妈家轮换着住。在那个父亲在家庭中有着绝对威严的年代，男主人不在家对于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来说是极大的幸事——可以尽情地胡闹，而不必担心闯祸后会受到怒斥与皮肉之苦。
记忆中，姥姥总穿一身黑色或蓝黑色的老式布扣褂子，头上戴一顶可以盖到耳朵上端、前面镶着青色“玉石”的毡帽，黑色的布鞋里一双小脚（姥姥生于1904年，裹了足）——这是我们胶东一带当年农村老年妇女的统一装束。虽然裹了足，但姥姥的脚力很好，在七十多岁的时候，还曾有过因为想念我母亲而踮着小脚一口气走到我家的经历。我无法准确地估计姥姥的身量，只记得姥姥比年龄相仿的老太太要高一些。
姥姥总是很忙。舅舅家四个表哥，姨妈家一个表哥两个表姐，加上我跟弟弟，这许多人的棉衣都需要姥姥给做，这使得姥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忙针线活。姥姥老年时的眼力不是很好，大概是有些老花，但姥姥不曾戴过眼镜，这样一来，往针眼里穿线的活便由我跟最小的四表哥抢着做，每帮姥姥纫上一根线，觉得小小的自己也还有些用处，便有一种挺自豪的感觉。
姥姥不曾读过书，也不会讲故事。我能记起的姥姥教给我的能以文字方式记录的东西只有一首简单的童谣——“下雨星，卖小钉，下大了，卖辣（意谓火爆）了。下雨点，卖小碗，下小了，卖了（liao）了（le）。”除此之外，姥姥只是淳朴地教育我正直地做人，有骨气地活着。
后来我上小学了，平时只能趁偶尔的星期天，随父母一起去看姥姥。但差不多每年的暑假，我都还是要在姥姥家住上些日子，等到临近开学才肯回来。当然，住着不肯回来的原因除了姥姥，还因为恋着一起长大的四表哥。大一些的表哥对我们很是娇纵，在那需要挑水吃的年岁，每到黄昏，我与四表哥都可以享受一次钻到换了新水的驴槽里洗一次凉水澡的优待。
父亲经常在初夏用自行车接了姥姥来我家小住。姥姥在我家时也并不得闲，忙着缝补衣物，准备我们过冬的衣服。继而帮我们把被褥拆洗重做一遍。忙完了这些，姥姥就到我们邻居家问是否有需要帮忙的事情。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土豆是夏天的主菜，而为了减少浪费，土豆皮也不似现在用刀削，而是用玻璃片、瓷片或是铝质的汤匙刮去外面的一层表皮。当年的土豆品种，表皮要比如今的紧实得多，刮土豆皮是很费时间的活儿。姥姥到邻居家问询的结果，也大都是拎一篮子土豆回家，刮净了皮，待邻居中午或是晚上回家，再给人家送回去。姥姥的勤劳和善使得姥姥在我家邻里间口碑颇好，直到很多年后，提起姥姥，邻居们还是一个劲儿地夸赞。
姥姥临去世的时候，已经搬进舅舅的新房，老屋已被拆去。而今，由于规划整改，老屋旧址的那片高地建起了新房子，让我难以找到旧迹，但那座石屋，那垒着石墙的园子……却和姥姥一起，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清晰。
（作者系青岛市作家协会会员，莱西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