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暗下来，四周一片寂静。这样的夜晚，母亲收拾完碗筷后，就会坐在那台缝纫机前，借着油灯开始缝纫。缝纫前，母亲先是“认针”。晃动的灯影下，母亲弯着腰，她的影子映在土墙上，像一张被烟熏暗的年画。她把头垂到和针眼平行位置，眯着眼，瞅准针眼，用拇指和无名指捏住线头，把线头送进针眼，另一只手从针眼一侧接过线头，轻轻一拉，一个“穿针引线”的过程就完成了。很快，屋里便传出缝纫机“咔嚓咔嚓”的声音。
在站前街，我家是最早有缝纫机的家庭之一。那是一台上海生产的脚踏式缝纫机。在那间小屋里，我常常放学后一次又一次地轻踩那个踏板，听转轮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慢慢安静下来。那年月，人们衣服的颜色比现在单调得多，不是灰便是蓝，要不就是黑色。人们的表情常是怯懦或者麻木的，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
那些年，缝纫机是我们家的一员。因为生活贫困，母亲用做衣服挣的钱补贴家用。母亲心灵手巧，有一手好缝纫活，是站前街有名的裁缝。周围四邻八舍的乡亲宁可多跑点路，也要找我母亲做衣服，而母亲不管人家给钱多少，只是和蔼地答应着。所以，母亲的缝纫活儿一直不断。母亲做衣服时先要用软尺量尺寸，再按照尺寸，用纸剪出一个衣服样子。方法虽古老，却用尽心思，属于典型的手工定制。母亲白天去车站打杂工，晚上把家务事料理完，就坐在缝纫机前暗淡的光线下，不断脚踏缝纫机。我和弟弟每天都在“嗒嗒嗒”的声音中入睡。半夜醒来，常见母亲仍然在油灯下做衣服。
那些年冬天特别冷，车站街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在那些寒冷的冬天，母亲悄然立在灯影下，不断用手丈量着我们的身体，合计着春节得多扯两尺粗布，兴奋的眼神里含着几分愁绪。小时候，我们最盼的就是过年，每逢过年都有白馒头吃，还有新衣服穿。那些日子，母亲是最忙碌的，白天准备年夜饭，晚上还要为我们赶制新衣。越近年关母亲就越忙，她的眼里充满血丝，却依旧满是柔软温情。
逐渐，我们开始去商场买衣服穿，来找母亲做衣服的人也少了。那几年，母亲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她由一个受人敬重的老裁缝，变成一个儿子们的“煮饭婆。”我们家经常来敲门做衣服的人消失了，那个有名的裁缝渐渐被人淡忘。这时，母亲的神情里多了几分惆怅、几分失落，虽然她不说，但还是看得出来。她的地位如同那台立在房间角落里的缝纫机，显得异常孤独。
母亲去世后，我把老房子卖掉了，一些杂物送给邻居了，只把那台缝纫机带走了。从它那斑驳的机头和漆皮脱落的机架，再到步履沉重的机轮，都可以看出它的苍老。
那台落满尘土的缝纫机、那些母亲亲手缝制的衣服，还有衣服上反复补过的补丁，都布满了母亲的手纹和温度。
（张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