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新
在湖北省黄冈市，有一座遗爱湖公园，园内建有苏轼纪念馆、苏轼雕像、遗爱亭等文化景观。公元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苏轼曾在《遗爱亭记》中表达了自己为官任事的价值观，开篇第一句便是：“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他认为，为官一任就该造福一方，不求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求在点滴小事上关心老百姓。因此，苏轼一生经历了很多政治风波，大半辈子都在贬谪中度过，然而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忘为官之本，把“失意”活成了“诗意”，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
公元1077年，苏轼到任徐州不久，就遇到了一场重大的自然灾害，十分考验他的能力。这年，大雨日夜不止，黄河从曹村决口，河水很快就暴涨到徐州城下，城中的富家大族扶老携幼争相外逃躲避灾祸，一时间民众恐慌情绪蔓延，城中人心惶惶。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苏轼义正词严地向全体同僚命令道：“诸位大人，黄河缺口，水注徐州，我决定从东南戏马台起至城墙这一带筑一长堤防洪，由大家分段负责。此事不得有误!”他起而行之、身先士卒，下定决心与徐州城共存亡。他马不停蹄地来到城门口坐镇指挥，对打算出城避难的豪强权贵进行规劝，劝其参与筑堤、加厚城墙;后来干脆搬到城墙上居住，参加劳动，日夜关注洪水的最新形势。在十万火急的时刻，他还冒着风险前往武卫营，恳请出兵相助。在苏轼的统筹协调之下，官兵和民众分工协作、令行禁止、有序有效，终于保全了徐州城，更保全了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为官任事、制定政策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到精准症结，准确把握政策的时与机、弊与利。苏轼在处理政务的时候经常打破固有思维，讲究方法。初任凤翔府，为改革“衙前役”，他经过慎重研究，仔细比较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发现地方官员没有经过实地调查，不关心百姓疾苦，一味蛮干，任意执行上级命令。他们要求在洪水暴涨时运送物资，因此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民众苦不堪言。苏轼认为，如果在黄河和渭水未进入涨潮期时运送物资，就不会使民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于是，他把情况具实上报，得以修改衙规。在任密州时，盗贼蜂起，安抚司派遣三班凶悍的兵勇前来围剿捕捉，然而士兵纪律涣散，不听规劝，恣意妄为，有的甚至诬陷平民藏有禁物，随意进入百姓家中争抢财物、危害性命，后又畏罪潜逃。民众结伴前去请苏轼做主，苏轼不动声色地放出话来：“必不至于此。”他镇定自若，以平静的心态给民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四处逃窜的士兵听到后，逐渐放松了警惕，苏轼就趁机把他们引出来全部除掉，还社会以太平。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作为一个朴素的民本主义者，苏轼把他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所到之处无不播撒惜民、恤民、爱民的种子。在开封，他劝说皇帝不要折价购买浙灯，因小失大夺了百姓的口粮;在密州，蝗灾大作，他带头节俭，沿城搜捡弃婴，所活者达千人;在黄州，他用秘方救治得瘟疫的百姓，虽然有违朋友诺言，但收获了满满的民心;在杭州，他把西湖周边水域租借给民众种菱角，既提高了民众收入又优化了水域环境，可谓“一举两得”;在扬州，他看到路边父老“皆有忧色”，认识到灾荒之年民众身上的重负，上表请求免去百姓“积欠”。种种事迹，虽谈不上轰轰烈烈，但无不让后人心生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