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霖
据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文人都是一个寂寞贫穷的行业。虽不能一概而论，但毕竟像徐志摩那样出身富贵的文人到底是少数。所谓文能穷人，与文沾边，似乎就很难摆脱穷酸之气。
身负养家糊口之重担、满腹诗文却没有合适的市场需求，这是导致文人贫穷的重要原因。蒲松龄靠在大户人家坐馆教书谋生，一年薪水只有8两银子，而维持一家人的柴米油盐至少需要20两。吃饭没油水，无怪乎几个饥肠辘辘的孩子面对一锅稀粥也会你争我夺，蒲老师也馋，闻到“烹饪不尽致”的青鱼之味居然也没出息地“一见流清涎”。无人赏识，也就无法赚更多钱改善生活，蒲老师无可奈何，只能笔伐“穷神”发发牢骚，盼着它放假宽限施施恩、从此别进我家门。
与有家庭之累的蒲松龄相比，有的文人虽穷，但他们善于抱团取暖，以精神之丰盈驱逐物质之困窘，属于“穷并快乐”的乐天派。丁玲和胡也频谈恋爱，沈从文也来凑热闹，三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大大方方同居一室。穷得没饭吃，丁胡小两口便跑到沈从文的单位一起吃粗馒头，有了钱，他们可以一起烧饼果子豆汁打发一顿，没有钱，就躲在屋中聊闲天打发时光。他们一起出书办杂志，又是那么好的朋友，以至于从“不感到男女有别”。同时代的萧红萧军日子也不好过，“列巴圈”挂在过道别人的门上，饥饿会让我们的美女作家催生做贼的冲动。好在感情炽烈时，爱也可以充饥，“黑面包加盐，你咬一口，我吃一下，盐抹多了，还能开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尔在小饭馆奢侈一回，把馒头、小菜、丸子汤吃饱，再买两颗糖，一人一颗，真是惬意。”
还有一类文人，他们大概很早就明白生活和艺术之间存在着“古老的敌意”，在缪斯女神的感召下，他们扎猛子式地狠命扎入真实的生活中，以超过正常人几倍的速度去感受生活的挤压。海明威像他笔下胸毛浓密的男人一样，向往一种危险的不安分的生活。保罗奥斯特研究生毕业却“不务正业”，他跑到欧洲流浪，在廉价餐饮店和邮轮上出卖力气，在巴黎卖文为生，一次次被生活撞得头破血流，同时也被生活撞得“灵感飞溅”。
当然，有的文人穷，有时还跟自己的那点癖好有关。作为一个作家，嗜酒如命的雷蒙德·卡佛生前还算走运，写作本可以让他衣食无忧，可惜酒精却让他倾家荡产。路遥好烟，而且抽好烟，每天两包，工资有时还不够他的烟钱，用他的话说抽好烟是心理需要，为的是营造一种相对庄严的心情。其实凡是码字的都明白，不管抽烟喝酒，为的都是刺激创作的灵感。每念及此我就对另一些作家的写作习惯深感欣慰，写不出东西的时候，他们不是抽烟喝酒，而是去打扫房间或者刷牙，多好的习惯啊，毕竟牙膏可比好烟好酒便宜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