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之兴起，原因不一。譬如有韵文形式本身求变的契因，如说律诗绝句渐成习套潜力无多，故转而作他体，以求新意。或者因为词有“近俗”及“小技”的出身，可以比诗更为随意地聊以娱宾遣兴，长于表现男女艳情。又，因为词是按曲填词，富于音乐的韵律变化。另外也有人认为，由于宋诗“言理而不言情”，便把抒情的功能交付到填词上去了，等等。
大略说，宋词流派，由晏殊、欧阳修、张先的清切雅丽开其端，又有柳永之含情幽艳靡曼近俗;继而有苏轼的雄绝一世、雄词高唱，沿此路有黄庭坚、陈师道下启南宋的辛弃疾、刘克庄等人的豪放词风。另一个系列则是一些精于音律和人工之美，追求纤丽精致的“专家词人”，如周邦彦、秦观、晏几道、李清照、姜夔、吴文英等人。
借词论宋，可进一步论述：一是宋词的进境反映出宋代文化艺术活动的“文人化”，越来越讲究文雅蕴藉，“意内言外”，也就是说“脱俗”。二是宋代城市经济生活的发达对文艺(包括诗词)的影响，不算小，词既与生活所要求的一定娱乐性、刺激性有关，便不能不有“从俗”“近俗”的特点，譬如“诗雅词俗”的说法。这两条看起来十分矛盾，实际上也未尝不可以并行：前面的“脱俗”是就文人化的格调境界而言的，后面的“从俗”则着重于题材和语言方面。
雅与俗，既矛盾又可以协调，互为作用，这大概是传统文化在趣味上一张一弛而馥郁酝酿的一种特性。
先说第一条，关于“脱俗”。词的出身本来是俗的(敦煌曲子词可证)，在宋代发达起来有赖于文人的改造，氤氲化成。北宋词人柳永的词作是偏于市井俗气的，被士君子讥为不雅。据说，柳三变因作词而升不了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晏殊)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永《定风波》词句)。”柳遂退。正如晏殊对柳永的态度，所谓文人化，无形中倡导的是符合士君子道德观和趣味的所谓雅词，尽管宋词体系也有俗艳之词，却不成中心。
第二条关于城市生活在文化、娱乐方面的要求，宋代是高涨的。上自皇宫盛会，中至文人学士的家宴结社，下到市民阶层的街巷深处，都有文人制词，乐工谱词，歌伎唱词。因而许多词作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娱乐性、软媚性、通俗性，也无足怪。这种情况要到苏轼、辛弃疾一派新风出现以及危亡忧患的情绪增长才有所改变。但终宋一代，雅与俗，始终是既矛盾又互补的。
(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