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雷
他是科场的失意者，却在乱世中成为晚清中兴名臣，得美誉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他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对中国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就是左宗棠，一个传奇的人物。“廉不言贫，勤不言劳”，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奉行自己的做人之道。不仅如此，左宗棠在教育子女方面也是以身为教，始终以“慎交友，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为根本来要求子孙后代。
左宗棠自己十分廉俭，“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每任职一地，均张贴告示禁止送礼，族人同乡、世谊亲友及部下凡有请托带来礼物者，一概不收。因长年伏案书写，衣袖容易磨破，左宗棠便在衣袖外加了一层袖套。这个独特的服饰被人敬称为“宫保袖”，曾经流行于西北大营。
家中用度，左宗棠也严格控制。家里十几口人，他每年仅寄给二三百两银子，一点都不多寄，以至于家用拮据，夫人周诒端长年患病都无钱买药。据《清史稿》记载，左宗棠的好友、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得知这一状况后，专门写信给湖南巡抚：“左公不顾家，请岁筹三百六十金(银子)以赡其私……公一钱不私于己，不独某信之，天下人皆信之。”
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的次子左孝宽因家中人口增加，长沙旧居已不敷用，于是在未征得父亲同意的情况下，加盖和改作居屋多用了六百金。左宗棠得知此事后，对孝宽作了严厉批评和训斥: “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这是左宗棠一生信奉笃行的原则，他认为“惟崇俭才能广惠”，自己处处节省，才能够广泛周济他人。
左宗棠出山前度过一段很长的耕读时光，所以对耕读有着很深的认识和体会。他一再要求后代继承祖辈的耕读家风，保持农家子弟本色，勤耕田，读好书。
同治六年(1867年)，他担心孩子们在城市闲居太久，而沾染了不良习气，特意写信叮嘱周夫人：“秋收后还是移居柳庄，耕田读书，可远嚣杂，十数年前风景，想堪寻味也。”
读书耕田，并不是要子弟学会种庄稼，获得更多粮食，左宗棠更深刻的用意在于培养子孙艰苦奋斗、自食其力的能力。他在家书中告诫：“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他还多次强调不能借上辈余荫坐享其成，更不能倚仗权势作威作福，“断不可恃乃父，乃父亦无可恃”。
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夫人到福州探亲，途经福建崇安县，知县按例给予接待。后来左宗棠奉调陕甘赴任，特意绕道途经崇安，如数付清了这笔接待费用。
他更不替子孙谋一官半职。在西北地区主政十三年之久，左宗棠从没用过私亲，四个儿子，没有一个留在身边。他也断然拒绝两个女婿到岳丈手下来做官的念想，子侄辈、妻舅辈人丁很多，但没一个被安插为官。很多族人和乡邻求事，都被一一打发回去。1880年，他写信给继任陕甘总督杨昌濬说，亲戚同族如有逗留兰州一带请求收录的，“决不宜用”。
对于子女与朋友的结交，左宗棠也非常重视。当他听说儿子与纨绔子弟结交时，急忙去信严厉斥责，“至子弟好交结淫朋逸友，今日戏场，明日酒馆，甚至嫖赌、鸦片无事不为，是为下流种子。” 就是对自己的侄子，左宗棠也一点不敢放松，提出一样的要求：“侄移居省城，迥不若从前乡居僻静，切宜从严约束，勿令与市井为伍，致惹闲事学坏样，是为至要。”
左宗棠教子严格，深受赞许，当时就有人称赞说：“公(指左宗棠)立身不苟，家教甚严……虽两世官致通显，又值风俗竞尚繁华，谨守荆布之素，从未沾染不良习气。”
百余年来，左宗棠嫡系后裔人丁兴旺，目前已延续至第九代，后人达数百人。他们秉承祖训，大多投身于教育、科研、医疗、文化、艺术等领域，潜心研究、勤奋耕耘，出了数十位知名专家学者。左公精神和家风恰如一株株左公柳，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