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选修一门社会学，每天上课准时到，作业按时交，老师列的参考书一本不落都看了，论文也还写得不错，可期末得了一个B，这也是她所有课程里唯一的B。杨澜去找教授理论，教授说：“的确你完成得都不错，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惩罚，因为你上课从来不问问题，说明参与度不高。”
也许，这是后来杨澜在《杨澜访谈录》中，孜孜不倦地向嘉宾问了20年问题的一个内心触点。近日，她的新版图书《一问一世界》在北京举办首发式，书的内容从她30年来采访过的上千位名人的一万多个问题中提炼而出。
这些数字让当天一身帅气粉红西装的她感叹：“时间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经常碰到一些朋友说，‘我是看你电视长大的’，我一看他们都快60岁了。所以我也不避讳我的年龄，我已经50岁了，到了知天命的时候。”
现场来了数百位读者，台上水均益、陈鲁豫、陈伟鸿等著名主持人轮番向她提问。从一个向别人提问的人，成为一个被别人提问的人，一定程度上算是一种成功。从这个角度衡量，杨澜成功了。
杨澜是幸运的，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播音主持训练的年轻人，从1989年主持央视节目《正大综艺》开始，入行30年，那正是中国电视发展的黄金30年。但不断跳出一个个舒适区，才有了今天台上不必为电视收视率滑坡而担忧的杨澜。
至少在哥大念书时，杨澜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以提问为生的人，“从小的教育没有训练我们提问，只是训练回答”。一个好学生在经历了B的打击后，才意识到“提问是一门手艺，需要学习、磨练、进步”。
“我的小伙伴给我做了一个统计，差不多每采访一个人就要看10万—20万字的资料。有时候读得很痛苦，尤其是遇到一些特别专业的，如对冲基金、生命科学等，说实话我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杨澜说，“读完一本书不见得能产生一个好问题，但能让我避免问一个愚蠢的问题。”
《杨澜访谈录》曾在2017年推出了科技类纪录片《探寻人工智能》，很有危机感的她在想，将来主持人会不会失业，毕竟现在人工智能播音员已经诞生了。“但我发现，提问很难被替代。一个机器人可以学会一万种回答的方式，却很难问出10个具有连续性的问题。”这让杨澜有一点幸存感，“也许真到流浪地球的时候，我还能有点用。”
《一问一世界》的内页罗列了杨澜一条一条的传奇经历，“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频道——阳光卫视”“采访了上千位世界政要和各界风云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华莱士’”“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女星之一”……不过，这些大概都是赘言。杨澜的名字在本文第一次出现时，已经不需要注明头衔。
采访导演李安时，李安对杨澜说，拍《断背山》《色戒》《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每一次选择的都是比较危险的题目。危险会调动你所有的细胞、所有的热情，以所有的力量去对待，所以我愿意挑战下去——杨澜也是这么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