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泉激
童谣里唱道：“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饯；二十四，扫房屋；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买猪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日晚上喝壶酒，大年初一把秧歌扭。”这么一套，虽然有点繁琐，却把备年要做的事和对年的盼望大体上说全了。
在物质贫乏的那个年代，盼过年很重要的方面是盼好吃的。尤其是小孩子，早早地就垂涎欲滴了。最忙活的却是大人，看看那歌谣唱的，虽然不是完全那样“按部就班”，“大通套”总是样样都需要家人认真去做。其实，备年哪里还要 “哩哩啦啦”等到二十三啊，冬月底腊月初就开始了。先是拣个晴朗的天气“捞麦子”，磨面粉，用来准备发过年的馒头，包除夕夜的饺子。“捞麦子”就是把麦子从缸里瓮里或囤子里挖出来，放到清水里一遍一遍地淘洗干净，然后在院子或者大街支上箔（一种用高粱秸串起来的簾子），箔上面铺上席，把“捞”过的麦子摊在席上晾干。晾的时间一般是一个“日头”（就是一天）就行了。如果天不是特别晴好或者不巧遇上阴天，那就需要多加几个“日头”。晾晒的时候需要有人看着，看的任务一是要随时划拉划拉，让麦子晾晒均匀，干得快：二是要看鸡，防止鸡偷吃或刨撒了麦子。我六七岁的时候担负过一次“看”的任务，却在赶鸡时碰倒了支箔的凳子，麦子全撒在了地上，害得本来很累的母亲只好再“捞”一遍。麦子晾晒不能特别干，干到七八成就可以上石磨推了，这样趁湿磨出的面粉不仅白，而且筋道。不过，磨出的面粉还是要放在太阳底下再晒干的。
过年用的麦子需要“捞”，做年糕用的糯米和做发糕的小米（次一等的是玉米）则要“洇”。顾名思义，“洇”不是浇上水泡，而是把干净的白布蘸上清水，拧去富水后包在手上，然后在盛米的笸箩里来回搅动，待把米洇湿匀了，也把米上残留的浮糠微尘揩净了。之后，再住上个把时辰就可以到碾上去轧了。轧糯米和小米叫“拤糕”。现在，石碾已经被现代化的磨面和碾米机械取代而成为历史旧物了，而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却是人们世世代代都离不了的粮食加工工具。碾的结构比较简单：一个厚重的碾台（也叫碾盘）由下面的大石头平垫着，中间牢牢的安一根碾柱子（有的是枣木，有的是铸铁）；碾台上放一个碾砣子，碾砣子中间有窝可以安碾芯子；碾挂用四方木头做成，敦实而牢固，把碾砣子和碾柱子牢牢地连结在一起。庞大的石碾一推就“吱嘎吱嘎”地转动了起来。这个“吱嘎吱嘎”也有一定的节奏，却不是那么好听。用来形容乐器，便有“三年胡琴轧碾声”的戏谑。
碾这东西，全国许多地方每个村庄都使用。取材于胶东的《地雷战》和河北的《地道战》电影里，都出现过碾的镜头。我们村的碾屋在我们家东边路北，后来碾屋塌了也没有再建，就只剩下了没遮没盖光秃秃的碾。推碾是非常费力气的，常常需要一个人推，一个人套上带子或绳子拉。有时候也套上驴或牛拉。我小时候经常跟着母亲去轧碾。人小兴趣多，虽然出不了什么力气，却总爱跟着推碾的大人围着碾道转，小手擎得老高扶在碾挂上也冠冕堂皇地似乎在推，不仅使不上丁点劲，而且因为不跟趟还绊大人的脚，每每被哥哥姐姐赶出圈外，只好偃卧在一边看着大人一圈一圈地推着转，看着看着就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待轧完了碾，还要母亲揭开衣服揣在怀里抱着回家。我们老家的语言真是丰富，同是轧碾，轧不一样的东西就有不一样的说法。譬如轧年糕、和地瓜干等叫“拤”，轧胡黍米叫“伐”，轧麦余子（带芒的瘪麦子）叫“串”等等。这些大有区别的说法虽然外地人听着不知其所以然，细品起来倒是很有乡土的意味。
备年，最重要的是要做馒头。如果年景不好，年糕、等等的“奢侈品”可以不做，馒头是必须要发的（因用发面，所以叫“发馒头”）。因为摆供、探亲，招待来探亲的宾客都要用馒头。发馒头一般在腊月二十七、八，因为做早了容易“龟裂”或者“长毛”，一般就选在了这靠年的日子。因为一下子要做很多，常常都要几家合起来轮流做。我家做的时候一般是找东邻的大奶奶和北屋的二婶来帮忙。用作摆供的馒头要做成大的，高一些的直接就叫“供”，也有做成“枣鼻子”的；用作走亲戚的便用“磕子”（一种木质或陶质的专门用做馒头的模具。按当地的读音这里作“ka”）。用“磕子”磕，可以做成多种吉祥的花样：用作自家吃的虽然做的比较随便，却也有 “穗子”“巨柱”“卷子”之类（如同“磕子”一样，我并不知道这些名字该用哪几个字记更合适）。蒸馒头同炸炸货（念糊）、蒸年糕的日子，一般都是连在一起的，大都赶在靠年根儿的时候。这期间不论大人孩子都是不能随便到别人家的，免得给人家“踩了锅”（有时因为灶上火不适，锅里气不匀，常常造成蒸、炸物品出现异常，不明白原因就会埋怨是谁谁来过“踩了锅”）。在这个时候，母亲便嘱咐说：“在街上玩就行了，别到人家家里去。”
过年之前，还有一样要做的事就是杀“年猪”，当然也不是每家都杀。因为一来是未必每家都有可杀的猪；二来呢，谁家过年能够舍得或者说吃得起一头猪呢？一般说来，大的村子过个年也就是杀七八头猪，街坊邻居东家三斤西家五斤地买了去，炖炖“隔年菜”包包饺子待待客也就算不错了。没事没非，自家人要吃点猪肉，那也只能是一种奢望。我们家也杀过一次年猪。记不清哪一年的哪一天清早，杀猪人来到我们家，在院子中央安稳了“杀床子”（一种用木头方子拼装的如同矮桌，中间有凹陷的器具），然后放下猪圈门，拿着大铁钩子就照猪下巴勾了去。那养了一年多长到二三百斤的大猪就那样嚎叫着被生生拖上了杀床，被从脖子下捅了刀子。此刻，我在炕上抵着窗棂往外望，母亲早已经给我捂住了耳朵，直到那猪流完血，“吭哧”几声没有声息了，杀猪人的“挺柱子”就开始从猪后腿切开的口子里往皮下“挺”了；然后就对着口往里吹气；然后就用一根大木棒子反反复复地在猪身上捶打，直到里面的气把整个猪鼓成了滚圆，就开膛破肚，割头剁蹄；然后就剥皮掏肠，拾掇“下货”；在大门口支起木架子挂上勾子卖肉。人来人往，卖来卖去，最后就留下一点点勉强够我们自家过年，也留下了准备用着“摆供”的脱了毛的猪头，就结束了一个杀“年猪”的整套路。那天，母亲烤了猪脂，全家吃了一顿脂渣猪血炖白菜，就算是家里杀了年猪的一次犒劳。至于给了杀猪人什么报酬，就不是我这小孩子应该知道的事了。
那个年代，过年是谨守“规矩”的。备年除了备吃的，那些必要的穿的用的摆的看的都需置备齐全。尤其那些用于祭祀的香、纸、蜡烛，还有灶马（一种贴在灶间墙上可以看农时节令等的木板印刷品。上头印着的小马是让“灶王爷骑着上天的”，在“辞灶”那天剪下来与香纸一起烧了）、吊（粘上谷秸象征祖宗们骑马回家过年用的“马鞭子”）、过门钱（贴在门上槛的一种飘拂的剪纸）、对子纸（让村里的文化人写对联用）等等，都必须买回来。我自己的备年则是买小鞭和年画。腊月二十三日赶绕岭集，这个集离我们村只有四五里路。那天是“辞灶”的日子，学校早就放假了，我就跟着大人（渐大了有时也同几个小伙伴一起）去赶集。一到集上，先上鞭炮市，挑选了红色外皮的小鞭，至多再加很少几个爆竹，多了是不能买的。因为父亲只给了两毛钱，买什么，买多少需要很好地计算计算。买完鞭炮，就到画摊上看画选画。一般是买文官武将或花鸟翎毛之类，手里剩下的钱只够买对开两张的，多了钱就不够了。如果买四条屏戏剧故事的，就只能买一套。
少年时的记忆是颇深刻的，许多年之后在一次偶然相遇中，一张年画从记忆里翻腾了出来。大约在1998年的春天，我出差路过青州。从小的爱好驱使我走进了一家画廊，在开阔大厅满目琳琅的画作中，我一眼就看到了当年我买过一张花鸟的画家的作品。我端详了许久，小时候对买的那幅画和那画家的记忆很快就浮现了出来。我顺口问了画廊老板：“这是那个画家的真品吗？”老板说：“是的，绝对没有错。”他见我怀疑，便引我进入里间，指着墙上的一幅旧画说：“你看这幅对吧？”我认真看过之后，微微点了点头。
那老板也还诚实。他对我说：“刚才你看的那几张是画家用的一种特殊画法，这种画行话叫‘商品画’。画的时候把多张宣纸铺在案子上，同样的墨色在每一张纸上画同样的几笔，然后再换另一种色，再在每一张纸上涂抹几下。这样来回反复几次，几张同样的画就同时出来了。然后题上款，钤上印，便成了完整的作品。之后，他便把这样的画批发给我们这些画商。如果用原来那个画法就慢了。画得慢，来钱也就慢。”
我听后，愕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