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宫泉激
我中学毕业时，大学已经不招生了，只得回村当农民。当年的想法是，没有学上没有法子，但不能不读书。后来有了推荐上大学的制度，只有推荐了才能上，不推荐便眼巴巴连望梅止渴的份儿都没有。
实话实说，那时候上不上学是别人说了算，读不读书则是自己说了算，那就自己读呗。当时，社会并不提倡读书学知识，动不动就批“白专道路”，所有的愿望都淹没在没日没夜的“大批判”中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学知识的想法也不敢旗帜鲜明地表达（多少年之后还有人说我的学习是“想要成名成家”）。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产生的另一个想法就是现在虽然不重视知识，但知识终究会有用。如果知识一直没有用，我们这个国家就完了。还是趁着知识没引起普遍重视的时候早早学些吧，别等到有用的时候我没有。退一步说，就是知识永远没有用，学了也压不着人，影响不了我干活挣工分吃饭。
读书是我增长知识的唯一途径。当时随时可以读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语录》以及“样板戏”剧本等等我读的不少。毛主席的著作是朗朗上口百读不厌的，所以有许多文章章节和诗句我现在还能背过来。但其他的书特别是文学书籍却基本读不到，原因是那时候除了极个别当红作家的书之外其它基本就不出版了，以前出版的书都在“破四旧”时候或交出来或搜出来集中烧掉了，有人偷偷藏了几本也不敢公开露面，想借阅没有敢吱声的。这就是当时“书不足”的最现实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下乡的时候，走30里借书走30里还书的故事，充分证实了当年“书不足”的现状，我所经历的是同样的那个年代。为了解决“书不足”的问题，我想了许多办法，第一当然还是借。家里有藏书还能外借的人，只有知心朋友，那种胆大心细且不存戒备的。那时候，我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三里五村交往的青年朋友比较多，先后借着看了《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两本书都很给力，非常适合年轻人阅读。当然还借阅了几本战争小说和古典小说。第二是抄。我曾经借了公社干部一本北大中文系编写的《写作基础知识》，因为人家急着要，便自己钉了本子，一字一句抄了下来。第三是变通。把报刊上登的、上面发的大批判材料如《论语》《千字文》《增广贤文》《女儿经》等有选择地拿来阅读，我谓之曰“反面材料正面读”，这只是当时在心里想，不敢公开说的。那时候我是好几家报刊、电台的通讯员，内部发的这类材料多，可以读的东西相对也多一些。第四是交换。我曾经用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本“内部发行”的书同朋友换了一本《中华活页文选》，《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孔子世家》《淮阴侯列传》等《史记》里的篇章都是从这本书里读到的。那时候我读这类纯文言的文章是很费劲的，几乎是读一句看一眼注解，磕磕绊绊地读下去，许多地方还是难以理解。第五是翻废纸。因为学会了写作，我被调到了绕岭供销社。供销社采购站收购废品，其中就包括旧书报。工作之余，我经常到那里翻旧纸堆，发现可以读的就抽出来，读完了就再归进去。遇到特别喜欢的就让人家秤秤，按收购价买下来。有一次看见一本既没有封面也没有封底，前后都掉了几页的焦黄的旧书，翻了翻觉得挺好看，便花2分钱买了下来，读了才知道这是峻青的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后来，峻青携夫人回老家路过莱西，在接待他的时候我说起这本书的故事，他便让我取来，郑重地在包了的书皮上写了书名，并在内页的空白纸上写下了“非常感谢泉激同志的厚爱及桑梓之情。峻青，一九九二年十月于莱西”。我把这个经历写成了散文《奇缘》，刊登在《人民日报》2000年6月24日的文学副刊上。
改革开放之后，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渐渐多了起来，买书、读书也不用再那么为难了。后来，供销社有了专门经营图书的宣传站，我便经常到那里站柜台帮忙卖书。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有了自己喜欢的书就买来读，但还有一些想读的却要到处找着买。那些年只要到外地，我必定去新华书店看看，看好的书就尽可能买下来。因为看到好书不立即买下，再想买往往就很难买得到了，我逛书店的习惯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那些年，尽管自己热衷于买书，可一个月30几块钱的工资（曾经因为“农转非”还过了一段每月28.5元的生活），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都捉襟见肘，便遇到一个买书“钱不多”的问题。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是买最需要最喜欢的；二是买字型小容量大的；三是买名家和古典的；四是买著名出版社的。这样可以花小钱，买精品，获大益。这样的买书方法尽管是在比较困难的年代采用的，但直到现在除了老眼昏花第二条不能用，其余还都没有过时。曾经有朋友问我爱好什么？我说：“没有什么爱好呢。”朋友说：“一个人怎么能一点爱好没有啊？”我想，再坚持说“没有”，就是有意拒人于千里之外了，多令人尴尬！于是我便说：“要说爱好嘛就是读书。”朋友马上说：“要什么书？我给您买。”我转身指了指身后的书柜说：“我喜欢的书都在这里面呢。”我对他说：“买书不同于买别的，不是随便谁买了就可以读的。因为你不明白我读什么书。”有一次一个书贩子搬着书气喘吁吁地来到我办公室说：“领导，听说你喜欢读书，这些你看好不好？”我看了那一本本比砖头还大的书说：“就这样的书啊，你白给，我都嫌占地方。”他连忙拿出一本炫耀说：“看看，《领导绝论》，你有吗？”我知道这样的书除了书商炫了市场赚了钱之外是什么用处也没有的，便说：“你这‘绝论’啊，哪儿有我的‘绝招’管用呢！”现在，网购已经流行，需要什么书或者看了出版社出书的信息，就请年轻人帮我在网上购买，实在是方便。
“书不足”和“钱不多”的问题解决了，又出现了“时不够”的问题。本来年复一年买书，日积月累书就多了，又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读。本想等从岗位退下来集中读，谁知道退下来似乎比没退下来要做的事情还多。我曾戏谑说：“过去我的工作不过是市长和几个副市长给安排，退下来以后却谁都能安排。熟悉的朋友有事了安排，不熟悉的通过熟悉的也安排。”我这个“戏谑”可不是故意发牢骚哦。还有另一个戏谑是“人家找是缘分，增加了人缘情感，也说明是看得起咱呢。”更多的是自己给自己安排的那些写点诗词文章，做几个书稿出版等等的事情。就这么多不能安心读书的 “理由”，使集中读书的愿望始终不能实现。但书不能不读，时间还要争取：一、用零星的时间读。如休息的时候，等饭的时候，乘车的时候等等，把所有可以利用的零星时间都充分利用好。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有马上、厕上、枕上的“三上”读书法，到现在时过境迁已经不完全适用了。我现在能用的不是枕上读书，而是枕上背书，把睡着之前的一点时间用来“学而时习之”。二、在写作的间隙读。大的间隙是一篇文章写完后下一篇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这时间一般稍微长些，可以读几页、几章或整本；小的间隙是写作中需要放松一下心情转移一下注意力的时候，可以读一页或一段甚至几行。三、结合写作需要进行阅读。写作需要生活积累，同样也需要知识积累。像积累生活一样积累书本知识是写作者的“必由之路”。有时候还需要结合文章通过读书寻找那些需要的材料，把读书同查阅资料与丰富文章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四、在写作思路理不顺的时候读。写作，经常有理不顺思路写不下去的艰难时刻，按照我的习惯，这“关口”要过去的最好方法不外就是散步、睡觉和读书。这时候的读书可以与手头的写作有关也可以无关。这种读书如同在书中散步，会在不知不觉中不知道什么时候触动了那根神经，心里就会豁然开朗，文章思路也就随着打开了。
改革开放四十年，有一句非常响亮也非常实在的口号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借用这句话说读书，就是长知识才是硬道理，增才能才是硬道理，提高实践能力才是硬道理。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姜春云同志说：“人才的成长有两条路，一条是科班教育，一条是自学成才，这两条路都需要多读书、读好书。”我在中央领导课题组帮助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兼职中国海洋大学教授，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有人问：“宫老师，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很不好意思，我没有上过大学呢。”那人说：“没上大学给名牌大学的学生授课更不简单呢，那您读了几年书？”我说：“你是不是问我上了几年学啊？如果说读了几年书么，那我从识字开始就读书，到现在还在读，你说有多少年了啊？”大家呵呵一笑，继续喝酒聊天。
读书，是个很开心的事。找不到书读难受，见到好书囊中羞涩难受，有了书没有时间读也难受。这“难受”的现实，贯穿了改革开放前后我读书的整个历程。书，就这样经年历代，一直读到现在。当然，学无止境，书也是读不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