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底至1945年初，发生了英军指使和协助希腊反动政府军进攻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涉希腊内政的“斯科比事件”。加上同期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对中共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中国抗战局势和中国国内政治走向等因素，促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出“对中国的斯科比估计得严重些好”的判断。为了应对可能在中国发生的“斯科比事件”，毛泽东强调坚持“老子主义”“晋文公主义”和“孔夫子主义”三条原则，并采取了对美发出警告、报刊揭露批判、暂时中止对美合作、自力更生巩固实力等具体措施。毛泽东还要求全党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又告诫全党，“斯科比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这个防范于未然的警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七大以后中共对美政策，乃至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而且对今天应对国际关系领域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仍有警示意义。
所谓“斯科比事件”，是指1944年10月德军败走希腊以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下令撤出驻守在意大利前线的英军部队，由司令官斯科比带领并会同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解散由希腊共产党领导且实际控制着希腊广大地区的全国人民解放军，并指使和协助希腊反动政府军对其发起野蛮进攻、干涉希腊内政的重大国际政治事件。“斯科比事件”的发生，与之后英美军队干涉南斯拉夫人民游击队进入的里雅斯特，以及阻挠东欧国家建立人民政权等一系列政治冲突，共同说明了一个严峻的事实：伴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反法西斯阵营的内部出现了力量的分化。正是鉴于上述外部情况，加之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和国内政治发展现状，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率先提出警惕“斯科比事件”这一政治命题，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毛泽东此举不仅有利于分析判断当时国际局势和国内政治走向，对擘画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大方向，都具有历史镜鉴意义。
（许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