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诗的文字结构

 

 

　　格律诗的诗句称为律句，必须是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称为五言句或七言句。五言和七言律句不可在同一首诗中混用。

　　诗句用五言或七言是汉语言发展的成果。在以《诗经》为代表的古代诗歌中，诗句的长短并没有规定，但实际多是四言句。主要是因为当时语言比较简单，多数情况下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四个字就足以构成句子，比较准确地表达意思。到汉代时，汉语变得丰富复杂起来，涌现出大量双音节词，即双字词，于是语句自然变长。在汉乐府诗中就已经出现许多的五言诗句，后来五言诗竟成了主流，到魏晋时期又出现七言诗。到格律诗酝酿形成的南北朝和隋唐时代，诗句以五言和七言为宜，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共识。

　　无论是五言还是七言，律句内部的结构都是有要求的。由于词汇是以双字词为主，所以五言句的语言结构即意义节奏必须是“二二一”，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王之涣《登鹳雀楼》），或“二一二”，如“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李白《送友人》）；七言句必须是“二二二一”，如“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依云栽”（高蟾《上高侍郎》），或“二二一二”，如“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苏轼《春夜》）。在双字词的位置上如果要使用单字词，就需要用其他的单字词与其搭配成一个词组一起使用，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中的“窗”和“门”。三字词也需要如此协调处理，如“朝元阁上西风急”（杜常《咏华清宫》）中的“朝元阁”。“数风流人物”（毛主席《沁园春·雪》）和“凭栏处潇潇雨歇”（岳飞《满江红》）一类的句子虽然在词中是经典名句，但是不可能在格律诗中使用，因为其意义节奏不符合律句的要求。

 

 

　　格律诗的篇章结构分为三种情况，各有不同的要求。第一种，绝句限定每篇四句。或者是五言四句，如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称为五言绝句。或者是七言四句，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嫌屐齿印苍苔，十扣柴扉九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称为七言绝句。

　　第二种，律诗限定每篇八句。如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即属于五言律诗。再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即属于七言律诗。律诗中的八个律句，又可两句为一联，分为四联，分别称为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联内两句意思相对比较密切，相当于一个自然段落。例如杜甫的这首诗中，就是首联叙述事情的概况和重要性，颔联通过近景描写述说心情，颈联放开思想畅想未来，尾联具体设想实现规划的途径。

　　第三种，排律的篇幅可以加长。排律也称为长律，即是律诗的加长，所以排律的篇幅起码要达到五联十句，如果只有四联八句那就是普通的律诗了。加长的幅度并没有限制，白居易的《代书诗寄微之》竟长达二百句。当然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写得这么长。另外，排律的加长，必须两句两句地加长，即成联地加长，如果只加长一句，势必影响诗的对仗和押韵，就不成其为排律了。

 

　　对偶是汉语中常用的修辞方法，即用两个结构相同、字数相等、意义对称的词组或句子来表达相反、相似或相关意思。对偶句式严整对称，读起来朗朗上口，铿锵悦耳，有利于强调所表述的内容，所以在诗歌中也广泛应用。格律诗要求在特定位置的一联诗中两个律句必须构成对偶句式，俗称对仗。其中前一句称为出句，也称上句；后一句称为对句，也称下句。对仗的要求就是，出句和对句必须句子结构相同，句中用词互相对应。

　　在五言律句中，其结构即意义节奏有“二二一”和“二一二”两种，对仗所要求的出句和对句必须结构相同，就是两句必须同为“二二一”结构，或者同为“二一二”结构，不能让这两种结构模式混搭。同样，七言的出句和对句则必须是同为“二二二一”结构，或同为“二二一二”结构。

　　一个五言律句一般会包括两三个词，一个七言律句则可能包括三四个词。在汉语中，句子的不同部分有不同作用，分为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词是句子的构成部件，分为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副词、助词、介词、连词、感叹词、拟声词等。不同的词搭配到句子的不同位置上，共同构成句子，表达意思。对仗要求出句和对句中相对应位置上的词必须互相对应，即词义相反或相对，词性相同，而且词的结构一致。词义相反或相对，即两个词最好是反义词，起码不能是同义词。如“看”和“望”不宜对仗，但“闻”和“见”可以对仗。词性相同就是原则上要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代词对代词，副词对副词，助词对助词，数量词对数量词，在一定情况下有些词类如名词和代词、动词和形容词也可以互对。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两联词性就对得十分准确。结构一致就是相对应的词的结构要类似。单字词不存在结构问题，两个字的词就有个结构问题。双字词的结构有两个大类型：一是并列结构，两个字意义平等，不存在一个字修饰另一个字的关系，如葡萄、道路、开放、遥远、你我、万千；二是偏正结构，两个字意义不平等，存在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类似于简单的句子，实际上是一个词组，如“瓜熟”“蒂落”和“天高”“云淡”是主谓结构的偏正词组，“放歌”“纵酒”和“作伴”“还乡”是动宾结构的偏正词组，“白日”“青春”和“襄阳”“洛阳”“巴峡”“巫峡”是定语结构的偏正词组，“却看”“漫卷”和“何在”“欲狂”“即从”“便下”是状语结构的偏正词组，“提高”“飞快”则是补语结构的偏正词组。对仗句中的对应词，从结构上讲，就要并列词组对并列词组，偏正词组对偏正词组，两个偏正词组之间还要具体考查它们的具体结构状况，即结构相同的偏正词组才能相对。三字以上的词也有类似情况。例如陆游《新竹》“解箨时闻声簌簌，放梢初见影离离”一联中，“放梢”与“解箨”相对，两者都是动宾结构的动词；“初见”与“时闻”相对，两者都是状语结构的动词；“影”与“声”相对，两者都是名词；“离离”与“簌簌”相对，两者都由重叠字组成，是分别表示象形或象声的形容词，与前面的“影”和“声”相搭配构成主谓结构的三字词充当宾语。

　　律诗中对仗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一般的律诗要求其中的第二三联即颈联和颔联必须对仗，其他的句子不必对仗，当然也不禁止对仗。上述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中颔联、颈联对仗都是很规范的，所以成为七律中的名篇；其尾联也形成对仗，也很为作品增色，但是这不是律诗所必须的。排律无论多长，除了首联和尾联之外，其他各联都必须对仗。即使如白居易所写的百联长诗，除了开头和末尾的各一联，中间的九十八联都要各自对仗。绝句也称“截句”据说就是截取律诗的一半的意思。既然是截取了律诗的一半，当然就可能包括其中的对仗部分。对仗对绝句的影响实际分为四种模式：第一联不对仗第二联对仗，相当于截取律诗的首联和颔联；第一联对仗第二联不对仗，相当于截取律诗的颈联和尾联；两联全部对仗，相当于截取律诗的颔联和颈联；两联全不对仗，相当于律诗首联和尾联的拼接。

 

 

　　诗歌中有时出现重复用字是很可能的事情，但是重复用字的利弊不是一句话就能说得清的。有时重复用字可以起到强调或突出某些内容的作用，有积极意义；有时重复用字则显得啰嗦絮叨，不仅影响内容的表达，而且会给人留下词尽力穷、语言贫乏的印象。格律诗由于大多数篇幅短小，惜字如金，必然对此采取慎重态度。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是在同一句中可以重复用字，但在同一首诗的各句之间不应重复用字。

　　例如杜荀鹤《时世行赠田妇》中“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在出句用了两个“深”字，不为瑕疵。陆游的《新竹》“插棘编篱谨护持，养成寒碧映涟漪。清风掠地秋先到，赤日行天午不知。解箨时闻声簌簌，放梢初见影离离。归闲我欲频来此，枕簟仍教到处随。”“声簌簌”和“影离离”不为瑕疵，但“秋先到”和“到处随”中的“到”字重复出现则为瑕疵。

　　排律由于篇幅可能很长，要完全避免句子之间重复用字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干脆不限制重复用字，但是一般都会尽量减少重复用字，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用字。

　　上述这些要求并不是由某个人或机构制定出来并推行的，而是诗人们在数百年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共识，并靠大家自觉遵守。据说唐朝时期按照这些新要求写出来的诗，只是称为新体诗，并没有格律诗的说法，直到中唐时期，白居易才在诗中提到“格律”一词。在古汉语中，“格”和“律”都有法令或法律的意思，称作诗的有关要求为“格律”，就是认为它们象法律一样必须遵守，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规则。现在我们读到的古诗中，甚至在一些名作之中，都可能见到某些作品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些规则。例如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虽然其他方面基本符合律诗的要求，但颈联并没有对仗，而且三次重复使用“黄鹤”两字。再如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与君离别意，同为宦游人”一联中，“与君”和“同为”虽然都是偏正词组，但前者是动宾结构后者是状语结构，用来对仗是不严整的。有关作者由于对规则的了解和重视程度不足，或者由于能力不足，写出有瑕疵的作品是不足为怪的。有些有瑕疵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或者其他某些方面很可能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所以依然流传于世并为人所称道。但是它们依然是有瑕疵的作品，不能算作格律诗的正体。今天我们学习、鉴赏和写作格律诗，一定要认真研究其发展历史和创作理论，正确地掌握和理解其写作规则，对于他人作品的瑕疵可持宽容的态度，但是也应该有明确的识别与判断，自己写格律诗则必须严格按照规则办事，使作品真正符合“格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