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

　　在汉语中“诗”“歌”常并称，实际上“诗”是歌的文字内容，“歌”则是诗的口头表达形式。两者指的是同一内容，区别只是在于这些内容是否能够入乐。诗可以入乐成歌，但不一定都会入乐。正因如此，“诗歌”现在一般泛指各类的诗。

　　诗在远古并不是文人的创作，而是先民语言交流的产物。人有了语言之后，必然要追求把话说得流畅和谐，于是诗便应运而生。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诗是东汉《吴越春秋》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传说是记载黄帝时期狩猎的场景。中国的诗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就诗歌的形式来说，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作为有韵律的语言，最初的形式就是民谣。据记载，周朝时期天子要派人采风，收集民谣以了解社情民意，各地诸侯也要向周天子献诗。春秋后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书中收录的诗歌既有民谣，也有宫廷乐歌，一般篇幅不长句子较短。例如其中《周南·关雎》就是描写男女爱情的民歌。《周颂·清庙》则是宫廷祭祀演唱的祝词。《诗经》原来只称为《诗》，汉代时被推崇为《诗经》，从而确定了“诗”这种文学体裁，并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又出现屈原等人创作的一种新诗体，称为《楚辞》。《楚辞》虽然与楚地民歌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多出自文人的创作，所以文辞铺张华丽，内容深刻幽远，形成了一种与《诗经》有着显著差别的新的文学体裁。一般认为《楚辞》与《诗经》共同成为中国诗歌的源头。由于《楚辞》中最著名的诗篇是屈原的《离骚》，所以人们也称诗为“骚”，称诗人为“骚客”。

　　汉代仍然实行采风制度，主管机关称为乐府，其具体任务包括制定乐谱，训练乐工，搜集民歌及制作歌词等。这种由乐府制作、收集、传唱的作品在汉代称为“歌诗”，魏晋以后称为“乐府诗”，被视为一种新的诗体。乐府诗在艺术上较前更为成熟，并出现了《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情节完整的叙事诗。后世文人模仿创作的诗其实并不入乐，也称为乐府诗。

　　在《诗经》和乐府诗中，多数是四言诗句，到了汉代，随着语言的发展，大量双音节词汇出现，诗句的表达可以更为复杂，于是形成了五言诗。五言诗句可以容纳更多的词汇，能更灵活细致地抒情和叙事，并且使句式音节富于变化，更有音乐感，遂成为一种新的流行诗体。五言诗的形成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是乐府诗中的五言民歌逐渐增多，到东汉时期文人们也开始创作五言诗，现存最早的五言诗是东汉班固的《咏史》。

　　从《诗经》到汉代五言诗，诗只有一个特征就是“押韵”。对于诗篇和诗句的长短都没有要求，诗句的内部结构更没有要求，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创作。正是这一特点造成早期诗歌创作的繁荣，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使诗作带有这样那样的瑕疵，需要进一步总结升华，改革发展，创造出新的诗体。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统一繁荣昌盛的朝代，诗歌创作是其最为辉煌的文化成就，唐诗被称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当时写诗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普遍的风尚，也出现了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格律诗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得以形成并确立其主导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基本沿袭乐府诗和五言诗的体裁，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创新。第一，出现七言诗。据说汉魏之际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七言诗，南朝刘宋时期鲍照的七言诗对于诗的用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第二，出现四声八病理论。南朝萧齐时期周顒发现汉字读音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沈约则研究诗句中声韵的协调，提出应避免八种弊病。第三，出现骈文。南北朝时期，文章在汉赋的基础上逐渐要求句式要讲究对偶，句中字数趋向骈四俪六，声律要平仄配合，称为骈文。这些新因素的出现，促使诗的体裁发生变革。萧齐时期曾出现讲究格律的“永明体”。

　　这种讲究格律的诗体，到初唐逐渐定型，盛唐时代在李白、杜甫的作品中完全成熟。崔颢是李白同时代的人，他的《黄鹤楼》曾受到李白的称赞，但是这首诗对仗并不严整。其原因就在于这首诗是写于律诗形成的时期，对于对仗并未充分重视。李白稍后所写的《登金陵凤凰台》则是完全注意了律诗对仗的要求。这其间的差别反映出当时律诗的规则是逐渐完善和普及的。

　　格律诗的基本要求就是绝句限为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律诗限为五言八句或七言八句，一致押平声韵，诗句之间要粘对照应，诗句内部要平仄协调，部分诗句还要对仗。由于格律诗的篇章结构和声调音韵既规范工整，又保留了一定的灵活性，使诗的体裁在能够适应各种内容抒写的同时，充分展现出形式美和音乐美，所以得到普遍认同，不仅成为当时的诗歌主流，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唐朝时期，人们称格律诗为近体诗，而把之前的诗体统称为古体诗。

　　格律诗虽然有许多优点，造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但也有其不容忽视的缺点，即篇章结构可供选择的余地相对较少。随着诗歌创作的蓬勃发展，人们也逐渐关注到这一点，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途径，于是词作为新的尝试开始出现。
 

 

　　词的全名是曲子词，包含曲子和词两部分。曲子是指音乐曲调，词则是与这些曲调相配合的唱词。据说曲子兴起于隋代，但未发现隋代创作的词。曲子词是先有曲子然后再依曲填词，篇幅及句子要依据曲子的节拍来确定，押韵也不限定两句一韵，因而在形式上比格律诗更为多样，有益于灵活表达内容。到中唐时期，词就引起了文人的关注和仿效，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学形式。如李白的《清平乐》、刘禹锡的《浪淘沙》虽然看似七言绝句，其实都是依曲填制的词。

　　经过唐末五代的动荡之后，宋朝重新实现了国家统一。北宋前期，城市经济繁荣，出现了茶楼酒肆醉舞酣歌的局面。在这种环境下，作为和乐歌唱的词，恰好用来娱乐遣兴，于是迅速兴盛起来。宋朝文人早期还秉持“诗以言志，词以娱情”的原则，仅仅把词视为游戏娱乐之作，抒写风花雪月。后来苏轼等人突破了这个界线，以词来表达严肃认真的题材，使词的写作进入更为广阔的领域。例如，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借出猎的话题抒发了志在杀敌卫国的政治抱负。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则通过回顾早年军旅历程表达了以身许国的壮烈情怀。由于词成为宋代诗歌的主流，所以后来多称其为宋词。

　　词在艺术形式上与格律诗相比，就是改变了诗的篇章结构，根据曲调的不同，篇章和句子都变得有长有短，但是保留了对仗、押韵和讲究平仄的传统。因此词也称为长短句，被视为格律诗的同类，有时甚至统称它们为诗词。由于曲调众多，每个曲调都有一个单独的名称称为词牌。人们创作词，必须先选定词牌，然后依曲行文。后来词牌和曲调逐渐脱节，词牌仅仅成为篇章结构以及行文和协韵要求的标志，这些要求也被称为词谱。

　　元曲是一种与宋词情况差不多，但是出现时间较晚的新诗体。曲的本义就是曲调，从广义上讲包括各种乐曲，但通常多指宋代以来的北曲和南曲，以及与之相配的文学作品。由于其兴盛于元朝时期并成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所以称为元曲。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两类。散曲是金元时期在北方民间俗谣俚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其中的小令类似于词调，套数则类似于剧曲，是不入戏的散篇，供清唱吟咏之用。诗歌领域中所说的元曲就是指的这种散曲。

　　散曲与词十分相近，每一曲都有一个曲牌，代表其特有的音乐节奏，人们可以依曲填词，也要讲究声调音韵。但是作为诗歌的曲和词也有差别，曲的某些位置可以增加字，称为衬字，对声调音韵的要求也相对宽松。后来，曲也出现了文辞与音乐脱节的现象，曲谱不再是音乐谱，而只是与这个曲调相关的文辞的篇章结构以及行文协韵要求。人们即使不了解曲牌所代表的音乐，也可以依谱填词写出新曲。由于曲也强调格律，所以也被视为格律诗的同类。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睢景臣的《般涉调·高祖还乡》都是其中的名篇。

 

 

　　元曲形成之后，中国古典诗歌在体裁上达到了比较完备的程度。一方面，诗、词、曲普遍讲究平仄、押韵和对仗，极大地突出了韵文的特性，增强了音乐感，富于感染力，也易于流传。另一方面，诗、词、曲相结合，创造出了十分丰富的文体格式，适合表达不同的内容，可供人们在创作时自由选择。正因如此，在明清两代，人们依律作诗填词，虽然也有名篇佳作出现，但没有再出现新的诗体。当然社会的进步是必然的，诗歌体裁的变革也是早晚要到来的历史必然。格律诗及词、曲总的来说属于美文的范畴，主流都是文人的创作，与流行的口语有一定的距离。正是这段距离，促成了白话诗的出现。

　　我们现在所说的新体诗或自由诗，指的都是白话诗，它是随着白话文的流行而出现的。白话文是与文言文相对而言的。作为我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则是在唐宋以来的口语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宋代话本、明清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但不是文学正宗，也没有法定地位。虽然清朝末年就有人开始提倡白话文，但是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才在全社会普遍应用。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八首白话诗，是最早出现的现代新诗。

　　纵观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诗的体裁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前进不断发展的。历史上的每一种诗体都是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而产生的，都有其历史必然性，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传承。我们不应该厚古薄今，也不应该厚今薄古，而是应该对这些传统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思考，吸取其适合新时代需求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为推动新时代诗歌文化的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