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背景下，知青上山下乡不仅成为解决中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应急手段，也成为毛主席设想的“文革”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必须解决的一个政治问题。
在毛主席看来，知青上山下乡是改造青年学生、“反修防修”的有效途径。“文革”兴起的时候，以广大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成为整个运动冲锋陷阵的先锋，他们得到毛主席的热情支持。毛主席当时特别指示，不准组织工农反学生，要求劝阻工农不要干预学生。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到了1968年夏天，毛主席对红卫兵的一些行为越来越失望。这年7月27日，他派军宣队配合北京工宣队开进清华大学，制止那里发生的武斗。7月28日凌晨，毛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同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了整整5个小时，对他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特别是搞派性争斗甚至武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知，派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小学，对“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进行改造”。1968年12月，毛主席进一步作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决策。《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把这一决策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战斗号令”，是“实现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上山下乡全面动员，除去充分利用宣传系统，还广泛利用单位、学校、街道、邻里、家庭等多种组织关系，形成了上山下乡光荣、不上山下乡可耻的政治氛围。
我当时是陕西省汉中一中的初中学生。从1966年6月份开始，学校因为搞“文化大革命”就停课了，从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到“全面夺权”和“斗、批、改”，随着运动的发展学校形成势不两立的两派，派仗打得很凶，最后甚至发展到武斗。大多数学生包括我在内，后来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派仗，成为逍遥派，基本上不到学校去了，不少人甚至长期不照面。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公布，所有学生闻风而动，不约而同都齐刷刷聚到了学校，打听和忙乎上山下乡的事。那个时候，地方和学校的革委会安置学生上山下乡还真是雷厉风行，这所中学的学生到哪个公社，那所中学的学生到哪个公社，每个学生到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几天功夫方案全搞定了。这样，我们那里大多数学生在1969年元旦前就到了各自的生产队，晚一些的也都在1969年元月到了插队的农村。我是1969年元旦前走的，去的是本市的铺镇公社姜坝大队。后来国家明确，1962年以后插队的城镇知青，工龄从插队起连续计算，于是我填个人简历表时参加工作时间一栏就写“1968年12月”。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