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木心说：《世说新语》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教科书。《蒋凡讲世说新语》一书并没有拘泥于对原著的翻译和阐释，而是系统地阐述了短小文章背后的故事，让读者从整体上把握那个时代，从而读懂故事的成因与逻辑。
《世说新语》好看，但是其故事往往戛然而止，读者还没太明白是什么意思，文章就已经结束了。受魏晋谈玄风气的影响，《世说新语》写作重在“得意忘言”，语言简约精练，文字隽永有味，作者的深邃思理意趣，常是意在言外。不了解故事所处的时代，还真不大好理解故事中人物的言行。
所以，蒋凡尽量把故事安放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力求还原或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让读者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
魏晋时代的人为何那么任性呢？当然，确切地讲是“任诞”。《世说新语》有一章节名为“任诞”。蒋凡认为，“任诞”即任达与荒诞。任达主要指无形精神世界的见识旷达，率惰任性，意志自由而重在回归天性之自然；荒诞则由虚入实，指言行举止的乖戾无常，打破世俗礼法的常规。任诞放达之风，在正始名士中已初见端倪，到竹林名士则登峰造极，他们有理论，有实践，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此风一开，迅速感染时世，成了一种新的时髦，也可称为“流行病”。任诞风源何在呢？追究起来，一是与所受《庄》《老》及玄学思想影响有关，宅心玄远，回归自然，不为物累，超越世俗，强调张扬个性而享受人生，这与礼法名教正相反；一是魏晋社会，篡弒相继，人们一面高倡礼教，一面自相残杀，正直之士，朝不保夕，这就引发“叛逆”与任诞。因此，任诞已成为魏晋士人的特殊风度而见其内在的人格之美。当时士人以任诞言行来张扬自我个性和精神解放，是一种扭曲变形了的人生智慧，也是一种重压之下生命热情的发泄，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蒋凡指出，如果不问时间、条件和对象，在时过境迁后，仍然沉溺于放纵任诞的生活享受，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竹林名士之风，而是东施效顰了。王澄等后学之人就是如此，其任诞不是时代的抗争，而是纵欲的生活享受。后来东施效颦者，只会任达纵酒，竟不会写文章了。他们离原先的任诞，已很远了，只是学些皮毛，冒充时髦，装装前卫罢了。
当阮浑想学父籍作达时，阮籍说了真心话：“卿不得复尔！”制止了儿子的作达之风。可见，阮籍也不觉得任诞是好的，若是好的东西，怎么可能不愿意传子女呢？他也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任诞也跟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关。鲁迅先生曾说，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不光是文学，魏晋时，人的自我意识也在觉醒。桓温是东晋的强权人物，他有一句名言：“大大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世说新语·品藻第九》说: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殷浩的意思是虽然你很有成就，但是我还是要做我自己。
蒋凡写道：具有“自觉”精神的士人，不管他事业的成败与否，当时人大多视之为“英雄”。这些“英雄”，自然也成了《世说新语》的主角。他们身上可能有许多人性的弱点或缺陷，但只要他们是当时人性“自觉”的带头人，那么当时人们就仍然把他们当作“英雄”来看，津津乐道，而不问其成败。这和今天我们的认识是有较大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