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1915-2005),原名王导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位很有名望的领导干部。很多人都知晓他是安徽人,在上海工作多年,曾任上海市市长、任上海市政府顾问、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却不知道他曾经在山东解放区工作过,并代理胶东区行政公署主任一年左右,曾住在今莱西北部的马连庄镇河崖村一带,会同胶东区党政军机关领导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民主建政、教育卫生、民政司法、拥军爱民、恢复生产、兴办实业、民兵参军、民工支前、军需调运、支援淮海战役和准备南下渡江等战时惊心动魄、轰轰烈烈的工作。
一
1947年夏秋,国民党军重兵围攻胶东解放区,占领莱阳城,反攻倒算,屠害群众,四个月后被胶东军民粉碎,莱阳城收复,胶东内地解放,而青岛市仍有美军和国民党军据守。1948年1—2月,胶东区委书记林浩、行署主任曹漫之、各界救国总会会长张修己到五莲县参加华东局召开的“胶东区土地会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中央代表康生等人错误地支持批判了胶东区土改中的“富农路线”和干部中的“宗派主义”,此后3人再未返回胶东工作。期间,华东局委托舒同暂时代理胶东区委书记工作,组织土改复查总结和生产救灾;区委副书记赖可可负责进行“三查三整”运动和党政军机关整编、整训。1948年2月9日,山东省政府令,胶东区行政公署主任曹漫之离职、汪道涵为代理主任,此时汪道涵担任华东军区军工部部长、政委未及时到职,宋日昌临时主持胶东行署内部工作二三个月,对外仍以主任曹漫之的名义行文。之后,为了加强南海、西海专区的组织群众工作,领导生产救灾和政策作风整党,区党委、行署机关从牙前县农村移驻莱阳(今莱西)、莱东、招远边界群众基础牢靠的革命老区,办公区域主要在今莱西市马连庄镇河崖、夭山屯及附近村庄,在此担负起领导胶东解放区开展生产救灾、民主建政、民政司法、教育卫生、拥军参军、民工支前、物资运输等工作;4月下旬,汪道涵由华东局驻地临沂赶赴河崖,履职胶东行署代理主任;同期,华东局决定,时任鲁中区委书记兼华野八纵队政委的向明,担任胶东区委书记、军区政委,也到达夭山屯赴任;6月1日,胶东区党委发出通知,华东局调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胶东军区副司令员王彬、胶东区各界抗日救国会会长张修己等离开胶东,另行分配工作。同时,华东局决定向明、赖可可、许世友、赵明新、薛尚实、汪道涵、刘涌、贾若瑜、王少庸等为胶东区党委委员,向明任胶东区党委书记,赖可可任副书记,这为胶东区接管青岛等大城市、南下江淮地区做了思想、组织和干部准备;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1949年2月20日,汪道涵代理主任调离胶东,南下江淮,2月28日刘坦(时任北海专区书记、军分区政委,籍贯为今莱西市马连庄镇顾家村)调回老家,在河崖接任胶东区行署主任;此后,胶东区党委、行署会同胶东军区司令部逐渐南移即墨、城阳一带,协同华野解放军逐步推进到青岛外围,5月初发起青(岛)即(墨)战役,6月2日青岛市解放,胶东区党政军机关全部进驻青岛市区,向明担任青岛市军管会主任,赖可可为市长,领导进驻青岛后的接管、恢复工作,组建青岛市党政军领导机关。
二
汪道涵代理胶东行署主任期间,携妻子儿女在莱阳(今莱西)北部山区的马连庄乡河崖村工作、生活近一年。此时,胶东行署办公区在今河崖村中南部,现仍存有5间正房、2间厢房。内观,梁柱粗壮、檩条匀直,外看,小瓦覆顶、青砖垒墙。当年,胶东行署租住的是一个富户家的住宅,其屋后是一片空阔地,便于战争年代马匹在此集中喂养,军民集中奉调。其周围四邻是一片传统民居,基本保存完好,据说当年行署机关的秘书处、民政处、财政处、银行和公安局等集中在此办公,教育处、卫生处、司法处、实业处、工商管理局、邮局等则分散在村头和邻村。
史料记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初莱西(时属莱阳县)有个共产党员叫刘曰善(曾任河崖村小学教员,1930年任国民党莱阳县洼子镇镇长,以国民党镇长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被国民党莱阳县长杀害)在今马连庄镇北山口村成立了当时招(远)莱(阳)边区农村第一个党支部,然后在周边发展了17名共产党员(其中刘坦、王建明等人在后来的胶东区委、行署很有作为),这为后期这一带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奠定了基因和基础。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连庄这块红色土地可以称得上一个“小苏区”,那时共产党领导的活动比较频繁,整个招远南部、莱阳北部山区是以马连庄乡为中心,1942年山东省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红色政权机构就是胶东行署,1948年初到1949年初曾移驻到今马连庄镇东北9公里的河崖村一带办公,在此会同区党委(驻夭山屯)领导开展生产救灾、民主建政、教育卫生、拥军爱民、参军支前等工作,为解放青岛和接管大城市做了准备。
胶东籍的离休老干部有不少人回忆过这段历史,曾任胶东行署民政处代理处长、行署撤销后到上海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政权建设科科长、上海市人民法院刑事庭长、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的王文正就亲历见证过这段峥嵘岁月。他在《胶东解放区见闻录》中回忆过一段往事:“我在胶东工作10余年,特别是1943年从荣成县调到胶东行政主任公署秘书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先后调到胶东区委工作队和胶东行署民政处工作,因而对胶东一些历史情况有所了解。1948年12月,我在民政处工作,下旬的一天,汪道涵主任找我说,1949年元旦快到了,他想把在行署驻地几个村庄的烈军属和荣誉军人召集起来开个拥军优属座谈会,让民政处会同秘书处共同做些准备,并说座谈会由我主持,他讲讲话。座谈会于元旦上午在汪主任和秘书处驻地河崖村召开,我主持了座谈会,先请参加会的烈属、军属和荣誉军人自由发言,最后汪主任作了热情洋溢地讲话。”
汪道涵一家人曾在河崖村旧村落中心“八路胡同”东侧起居生活。当年河崖籍小学教员、现今90多岁的离休教师刘殿章回忆说:“1947年冬季,进攻我们这一带解放区的敌人被赶跑了,胶东行政公署就迁到我们村里,我家有八间房,自己住西四间,东四间是空的,没有壁子,护兵来了找房子,说有干部准备借住这东四间房。我当年20岁,在巨家村教学,礼拜天我可以回河崖家。这位干部进住我家房子后,我发现他很年轻,也很和善,十分艰苦朴素。他还有孩子、老婆,还有内勤、护兵,内勤跟他们一起住,没有办法,房间用秸秆串起来当隔断,就相当于一间房子,他孩子当时也半大了,在我们村上学。这位干部说话我们常常听不懂,因为他是南方人。我为什么知道他是汪道涵呢?一次,他的内勤去我家借锥子,穿竹篦子,他说话我也不懂,他写了‘锥子’二字,我才明白了,就从抽屉里拿给他,这个时候这位内勤就跟我透露了一点信息,说这位干部是我们行政公署主任,叫汪道涵,以后住在这里,会经常打扰你们,希望不要介意,这样我才知道他是行署的汪主任。我对汪道涵印象比较深刻,那时候生活艰苦,吃的也是跟老百姓一样。他在我家住的时候正好赶上1948年秋冬季的淮海战役,3个多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担架、民工、物资,一多半是咱们胶东供给的,都是汪主任发动的,这么一想,汪主任为了淮海战役真是作了很大贡献。周围村出民工的很多,我们村七八个长期出担架的人都穿上了军装,前线没人了,担架队就得冲上去。汪道涵主任还在这里发动群众当兵参军,支援前线。我们村当解放军的很多,光烈士就有21名,有位离休干部赵恒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安徽学习、工作,后在上海落户,现在不能动了,脑子还好用。他一家就是‘一门三烈’。”
为了追忆这段史实,莱西广播电视台记者邢振京、苏立波于2018年盛夏到上海,采访卧床的赵恒奎老人。他思维清晰,记忆清楚:“我是河崖村人。1944年4月6号,我们莱西老乡汤永安(南下干部,曾任南京市副市长、常州市委书记)介绍我入了党,告诉我记住这一天。后来我进步快,就担任了区武委会代理武装部长,一直是区民兵武装组织的负责人。1948年,我在南海专区干校学习,回家时就知道汪道涵住在我们村里,他接的是曹漫之主任的班。他那时三十三、四岁,很年轻,个子不很高,胖胖的。我家当时是烈属,他曾到过我家看望我父亲,见着我的时候还蛮客气的。他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建议我在南海干校继续学习提高。我离休时,待遇偏低,刘典章还劝我去找汪道涵,那时他是上海市委书记(不是第一书记)、市长。他的家属也在河崖住过,我知道她教过学、当过会计。”
汪道涵次子汪致远、女儿汪静都曾随父母在河崖村度过短暂时光。80多岁的河崖村民刘毅明回忆说:“我跟汪致远在三年级一个班读书,还是同桌,他在班里学习成绩是前几名。他住在我家南边,两家离得近,上学的时候我都叫着他。他告诉我,他爸叫汪道涵,是南方人。他一家四口,还有个小妹妹,有二三岁。他吃饭晚,如果他爸不在河崖,他妈做饭就更晚。我去他家碰上吃饭就在他家吃,他家吃窝窝头、小米饭。他来我家,我叫他吃饭,他也吃,我家有高粱稀饭,还有饼子、地瓜干,地瓜干他以前没吃过,我就送他一些,他爱吃。我看见他骑着马,还有勤务兵跟着;他坐车的时候多,是有帆布盖的吉普车。汪致远在俺村上学也就1948年的一年光景,走了之后也断联系了。”
三
汪道涵在今莱西北部山区一带代理胶东行署主任期间,主要领导解放区人民开展了抗灾生产、教育卫生、民政司法、兴办实业、拥军爱民、民兵参军、民工支前、物资运输等工作。查阅旧档,翻看史料,有他签发的以下文件为证:
1.1948年8月29日,胶东区党委、胶东区行署下发“关于调集支前担架、车辆等问题的联合决定”(现存山东省档案馆);
2.1948年10月13日,胶东区行署代理主任汪道涵发布“关于组织群众运输工作的指示”(现存山东省档案馆);
3.1948年11月18日,胶东区行署代理主任汪道涵发布 “关于支前工作部署”的命令(现存莱州市博物馆);
4.1948年11月25日,胶东区行署代理主任汪道涵发布“关于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教育工作的指示”(现存山东省档案馆);
5.1949年2月8日,胶东区行署代理主任汪道涵发布“关于奉调大批干部南下的指示”(现存山东省档案馆)……
1949年2月20日,汪道涵调离胶东行署,南下安徽、浙江工作。2月28日,刘坦任胶东行政公署主任。1949年4月26日,华东局调胶东区委书记向明到山东分局工作,赖可可接任胶东区党委书记。同时,增补王建明、刘坦、苏继光为胶东区党委委员。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据山东分局指示,为加强农村工作,适应胶东地区实际情况,胶东区行署与党委、军区各直属机关在协助青岛市进行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后,决定从青岛市区迁到胶东中心地区——莱阳城。11月下旬,胶东区党政军各机关先后迁回莱阳城,行署机关驻城西的杨家疃等几个村庄,其它如教育、卫生、司法、工商等处局驻臧家疃村。1950年6月1日,胶东行署机关在莱阳城西南杨家疃驻地停止办公,胶东行署完成了九年零四个月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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